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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环球法律评论》
分期付款股权转让合同的司法裁判
【副标题】 指导案例67号裁判规则质疑【作者】 钱玉林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分类】 合同法
【中文关键词】 分期付款股权转让合同;《合同法》第167条;合同解除;指导案例67号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4
【页码】 33
【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67号裁判要点认为,分期付款股权转让人解除合同的,不适用《合同法》第167条有关解除合同的规定,理由是分期付款股权转让合同不同于以消费为目的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该裁判理由与立法和司法实际不符。审判实践中,以生产经营为目的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远多于以消费为目的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交付标的物后分期付款是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本质属性,该指导案例未能根据这一属性分析所涉分期付款股权转让合同能否类推适用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规定,同时混淆了《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解除权与第167条规定的解除权之间的区别,将不能满足第94条规定的解除要件,阐释为不适用第167条的理由。事实上,股权转让合同对买卖合同有关规定的参照适用,与对合同法总则的适用是不矛盾的,该指导案例的裁判规则引人误解,殊值反思。
【英文摘要】 The“Key Points of Judgment” in Guiding Case No. 67 issu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holds that the provision of Article 167 of the Chinese Contract Law is not applicable to the situation where the transferor may terminate a share-transfer contract with payment by installments because such a contract is different from a sales contract with payment by installments for the purpose of consumption. This juridical reasoning is apparently inconsistent with th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practice in China. In judicial practice,there are far more disputes over sale contracts with payment by installments for the purpose of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operation than disputes over sale contracts with payment by installments for the purpose of consumption. The essence of a sales contract with payment by installments is that buyer makes payment by installments after receiving the subject matter. Guiding Case No. 67 fails to analyze on the basis of this essence the applicability by analogy of the provision of Article 167 of the Chinese Contract Law to share-transfer contracts with payment by installments and confuses the termination right and applicable condition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94 of the Chinese Contract Law with those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167 of the Law. In fact,the application mutatis mutandis of relevant provisions on sales contract to share-transfer contracts is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ontract Law. The adjudicative rule in Guiding Case No. 67 is misleading and therefore needs rethinking.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8669    
  引言
  在审判实践中,因股权转让合同而发生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称之为“股权转让纠纷”,归类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类型之中,并没有将其纳人“合同纠纷”类型中。[1]但股权转让并不等同于股权转让合同,严格意义上讲,股权转让只是股权转让合同履行的结果,在性质上应属于权利的处分行为,而股权转让合同则是股权转让的原因行为,在性质上属于负担行为,因此,股权转让纠纷确实难以用合同纠纷来概括其中的实质性法律关系,该类纠纷除了股权转让人和受让人外,往往还涉及其他股东、公司甚至第三人,在法律适用上,股权转让纠纷应优先适用公司法的规定,[2]而股权转让合同虽然在合同法上没有将其类型化为典型合同,但其本质仍为合同,在法律适用上,合同法当然完全可以适用于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惟公司法上有关股权转让的规定,在实务上通常被认为系股权转让合同的特别规定,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产生影响,故关于股权转让合同的法律适用,似乎应依照《合同法》第123条、第124条和第174条的规定,[3]优先适用公司法的规定,然后补充适用合同法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67号即属于依照《合同法》第174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有关规定的案件。[4]该案件涉及分期付款转让股权的问题,[5]因“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也叫买卖物,在我国现行法上限于有体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6]股权转让不属于合同法上所称的买卖合同,而应当认定为第174条所称“其他有偿合同”。作为股权转让合同标的的股权,在性质上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7]对于“权利转让或让与,首先适用相应特别法的特别规定,无此规定时,才适用《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定乃至总则”。[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也作了与学理上大体一致的规定。[9]公司法虽然对股权转让作出了特别规定,但对于分期付款股权转让并没有任何规定,依照第174条的规定,公司法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合同法上,有关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规定仅为一条,即《合同法》第167条,该条分两款分别规定:“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出卖人解除合同的,可以向买受人要求支付该标的物的使用费。”本案一审法院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资金分期付款协议》约定的款项系分期支付,参照第167条的规定,受让人未支付的到期款项已经超过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故认定转让人有权解除合同。[10]二审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及再审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均认为,本案不适用第167条有关解除权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审裁定中还详尽地阐释了裁判的理由,并在此基础上生成了指导案例67号的裁判规则。
  指导性案例对审理类似案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11]各级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时应当严格参照指导性案例,[12]并应当将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理由引述。[13]指导性案例虽然不同于作为正式法源的英美判例法,但“指导性案例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14]因此,指导案例67号将影响各级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的裁判思路和裁判结果。对包括权利转让在内的其他有偿合同,《合同法》第174条明文规定了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下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而该指导案例为什么认为分期付款股权转让合同不能参照适用《合同法》第167条规定的解除权?司法实践中,对于分期付款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存在参照适用第167条作出裁判的案件?该指导案例的裁判理由是否能够证成该案所生成的裁判规则?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一 指导案例67号裁判要点与问题
  指导性案例的体例主要包括标题、关键词、裁判要点、相关法条、基本案情、裁判结果和裁判理由等七个部分,其中,裁判要点是整个指导性案例要点的概要表述,主要归纳和提炼了指导性案例体现的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裁判规则、理念或方法。[15]指导案例67号归纳和提炼的裁判要点如下:“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分期支付转让款中发生股权受让人延迟或者拒付等违约情形,股权转让人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关于分期付款买卖中出卖人在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合同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时即可解除合同的规定。”
  该裁判要点虽寥寥数语,但不仅揭示了系争法律关系、纠纷情形、当事人的诉请等待决案件的基本事实,又表达了对法律适用的见解,十分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应当概要、准确、精炼,结构严谨,表达简明,语义确切”的编写要求。[16]该裁判要点从正面理解似乎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分期付款股权转让合同的单方解除权不适用《合同法》第167条的规定。不过,根据第167条、第174条以及第124条的规定,该裁判要点其实并非简单的这样一句话所能表达。基于股权转让合同为非典型合同,且为其他有偿合同的一种,根据第124条对非典型合同和第174条对其他有偿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股权转让合同可以补充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也可以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因此,指导案例67号的裁判要点并未排除适用合同法总则和第167条的其他规定。这就意味着从反面理解或从隐含的角度解释,该裁判要点实际上同时包含了另外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当受让人存在分期付款违约情形时,股权转让人可以依照《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行使合同解除权;二是当受让人违反分期付款履行义务时,股权转让人可以适用《合同法》第167条关于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时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的规定。易言之,分期付款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问题只能适用合同法总则的一般规定,第167条对解除权的特别规定没有适用的余地。
  问题在于,《合同法》第167条明文规定,“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该法条在逻辑结构上具备了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两个要素,属于能够作为请求权的独立依据的完全性法条。该法条的法律效果部分使用了“或者”的法律用语,表明在法律适用上该两项法律效果之间系选择关系。[17]也就是说,分期付款的买受人违约行为符合第167条的构成要件时,出卖人有权在该条规定的两项法律效果(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和解除合同)中做出自由的选择。但指导案例67号所确立的裁判规则限制了股权转让人的选择权,在该案的裁判理由中认为股权转让人即使依据第167条的规定,也应当首先选择要求受让人支付全部价款,而不是解除合同。显然,这一裁判规则割裂了第167条规定的法律效果的适用。
  对于在分期付款买卖中,出卖人在何种情形下,可以解除合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有所不同,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立法例:一是以德国和瑞士为例,除了当事人以特别约定保留所有权外,出卖人并无解除权。如德国《分期付款买卖法》第5条规定:“出卖人基于其保留的所有权将标的物取回的,视为解除权之行使。”而依德国民法和瑞士债务法关于一般买卖的规定,出卖人于价款支付前已将标的物交付与买受人时,出卖人不得以价款未支付为由解除合同。[18]二是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台湾地区“民法”对分期付款买卖合同出卖人在何种情形下可以解除合同未作规定,理论和实务中均认为出卖人得依照民法第254条有关解除合同的一般规定行使解除权J19]三是以日本为例,日本《分期付款买卖法》第5条规定,买方未履行合同义务时,卖方应书面催告,在规定的期限内仍不履行义务的,卖方可以解除合同,也可请求全部价款的支付J20]我国《合同法》第167条关于分期付款买卖中出卖人的解除权的规定,不同于德国、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与日本立法例也不尽相同,没有日本法上出卖人应经催告后行使解除权的规定。可见,指导案例67号的裁判规则并未遵循第167条的规定,转而将股权转让人的解除权回归到合同法总则的一般规定中,即应依照第94条规定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或经催告程序后仍不履行的情形下,方可行使合同解除权,这一裁判规则貌似我国台湾地区立法例和日本立法例的混合物。
  值得一提的是,指导案例67号裁判要点中对于《合同法》第167条的规定使用了“不适用”而非“不参照”或者“不参照适用”的用语,这是不妥当的。如前所述,分期付款股权转让合同不是合同法意义上的买卖合同,而是第174条所称的其他有偿合同,该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45条也规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参照”不是“依照”或“适用”,“‘参照’一般用于没有直接纳人法律调整范围,但是又属于该范围逻辑内涵自然延伸的事项”,[21]“适用”、“参照”的不同用语彰显了拟处理的案型与被引用的法条所规范的案型之间相同与否及类似性高低的程度。如果两种案型相同,则应“适用”;如果两种案型在重要性质或特征上具有高度的类似性,则采用类推手段,“参照”既有规范来处理待决案型。[22]既然合同法有关买卖合同标的物的范围限于不动产和动产等有体物,而股权属于权利范畴,则股权转让合同当然不能等同于买卖合同,但究其重要性质或特征,与买卖合同无疑具有高度的类似性,因此股权转让合同又当然可以藉类推方法“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而《合同法》第174条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45条的实质正是类推适用,即法院在处理分期付款股权转让纠纷时,因公司法对分期付款股权转让没有规定,系构成法律上的漏洞,为填补这一法律漏洞,依上述两条的指示参引,比附援引在性质上最相类似的《合同法》第167条的规定加以适用。类推适用作为对明显法律漏洞的司法填补,已为法院普遍使用,“‘相类似之案件,应为相同之处理’的法理,为类推适用的基本原理”。[23]这也是正义的基本要求。类推适用的方法系依照逻辑推理三段论法演绎推理而成,即“将法理针对某构成要件(A)或多数彼此相类似的构成要件而赋予之规则,转用于法理所未规定而与前述构成要件相类的构成要件(B)。转用的基础在于:二构成要件—在与法律评价有关的重要观点上—彼此相类,因此,二者应作相同的评价”。[24]“其推理公式为:M法律要件有P法律效果(大前提),S与M法律要件类似(小前提),故S亦有P法律效果(结论)。”[25]之所以说股权转让合同与买卖合同具有高度的类似性,是因为在买卖以外的其他有偿合同中,股权转让合同具有与买卖合同相同的一时性合同、财产性合同以及移转财产权合同等特征,以至于在司法实践中不少当事人在订立股权转让合同时将合同名称定义为股权买卖合同;[26]而有的法院也将股权转让合同定性为买卖合同,或者标的为股权的买卖合同。[27]虽然将股权转让合同直接定性为买卖合同是不恰当的,但这足以说明两者案型类似程度极高,尤其是分期付款股权转让合同与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两者足够相似,则可将被引用规范的构成要件或法律效果适用到系争案件”。[28]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起草者也认为,对于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的规定“虽规定于《合同法》的‘买卖合同’章,适用于有体物的买卖,但对于以股权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也是可以适用的”。[29]因此,就法律适用方法而言,指导案例67号将第167条规定的两项法律效果作切割适用,也是有违方法论的。
  二 “分期买卖一般以生活消费为目的”裁判理由之回应
  指导案例67号之所以不适用《合同法》第167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法院在裁判理由中认为分期付款买卖“多发、常见在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一般是买受人作为消费者为满足生活消费而发生的交易”,并针对本案进一步阐释了对分期付款股权转让合同的基本观点:尽管案涉股权的转让形式也是分期付款,但由于本案买卖的标的物是股权,因此具有与以消费为目的的一般买卖不同的特点:一是汤长龙受让股权是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获取经济利益,并非满足生活消费;二是周士海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出让人,基于其所持股权一直存在于目标公司中的特点,其因分期回收股权转让款而承担的风险,与一般以消费为目的分期付款买卖中出卖人收回价款的风险并不同等;三是双方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也不存在向受让人要求支付标的物使用费的情况。[30]
  分期付款买卖作为买卖合同的特殊形式,在古罗马时就已存在,[31]但它的繁荣始于近代,工业革命和信用经济催生了分期付款买卖制度的蓬勃发展,立法也随之逐步跟进。早期主要在房屋、汽车、电视机、缝纫机等高档耐用消费品领域,时至今日,分期付款买卖合同已经渗透到市场的更多领域,在实践中愈益普遍。立法上,有的国家对分期付款买卖进行了专门的立法,如德国、日本、英国等,这些国家在分期付款买卖法中一般只限定标的物适用的范围,[32]但并不限定适用的主体或特定的法律关系。我国台湾地区在“民法”中对分期付款买卖作出了一般性规定,“消费者保护法”则对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分期付款买卖作出了特别规定,学者认为,“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分期付款买卖之规定,与民法此处所定分期付价买卖之关系,固可视为本法之特别法。……解释上民法分期付价买卖仍有相当广泛之存在空间。”[33]指导案例67号仍主张分期付款买卖多发、常见于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分期付款买卖中的买受人一般以生活消费为目的,因而提出了以股权为标的的分期付款转让合同不同于一般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观点。指导案例的“裁判理由应当根据案件事实、法律、司法解释、政策精神和法学理论通说,从法理、事理、情理等方面,结合案情和裁判要点,详细论述法院裁判的正确性和公正性”[34]为了验证该指导案例的上述裁判理由和观点是否符合实际和具有妥适性,本文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案由为检索对象,并以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进行全文搜索,截至2017年4月5日共检索到199份民事判决书。通过研读、梳理后发现,这199件案件均适用第167条作出了裁判,其中,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共14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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