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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保护投保人利益的学说与制度
【作者】 杨华【作者单位】 吉林工学院入文学院
【分类】 保险法【期刊年份】 1999年
【期号】 6【页码】 3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1114    
  
  

一、消费者运动的兴起

意思自治是近代私法的核心,是自由经济的产物。自由经济在资本主义初期带动了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然而当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自由放任经济的恶果日渐显现。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大企业、大财团等经济组织,依仗自身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垄断地位,于自由经济制度下不适当地扩大自己的权利,缩小自己的义务;而广大普通民众却只能在自由经济制度下“自由地”丧失自己的权利,承受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义务与责任。利益的天平开始出现倾斜,权利与义务呈现明显的不对等。意思自治原则所追求的合同正义被披上了一层虚伪的外衣,事实上的不平等破坏了意思自治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于是有人惊呼“契约死亡了”。

人是理性的动物,为了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不同时期追求秩序、自由、公平、效率等不同的价值目标。当人们发现在追求效率与自由的过程中,产生了社会的极大不公平后,他们就会奋起反抗。本世纪70年代初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立法运动。其中,法国就合同的订立程序以立法的形式对经济上的强者予以诸多限制:主要有商品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必要消费信息的义务、合同订立过程中的“强行持续”程序、赋予消费者以“反悔权”等。[1]这些法律“均具有一种‘预防功能’,即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合同的订立作出规定,从而避免出现某些基于职业优势而发生的滥用权利的局面。这些立法改变了传统的合同概念,促进了合同制度的某些基本组成部分(如合同的订立程序、合同内容的确定、合同的成立及合同的法律效力等)变化发展。”[2]保护消费者的立法从各方面强行介入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对于附合合同更是如此。

附合合同,又称标准合同或定型化合同,是指合同条款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对方只能表示全部同意或不同意的合同,亦即一方当事人要么从整体上接受合同条款,要么不订立合同。[3]对于附合合同,德国称之为“一般合同条款”或“一般交易条款”,日本称“普通条款”。附合合同的出现和推广,的确简化了交易程序,节省了交易时间,降低了交易成本,符合商品经济对效率的追求。但是,附合合同在商事领域中的大肆泛滥,造成了强者对弱者的侵害,引起社会经济关系的极大不平衡,冲击了私法三大原则之一的契约自由原则。传统契约自由原则主要体现为四方面的自由,即一是决定订约与否的自由;二是寻找合同相对人的自由;三是协商合同内容的自由;四是选择合同形式的自由。在附合合同中,契约自由只剩下一种同意与拒绝订约的自由,其他三种自由已经名存实亡。针对附合合同的这种弊端,各国纷纷通过立法加以限制,如德国1976年的《一般合同条款法》,英国1977年的《不公平合同条款法》,瑞典1971年的《不当合同条款法》等。“无论法律采取何种规定方法,其基本目的都是为了达到‘预防的目的’,即保护在合同关系中居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4]

附合合同的立法规制目的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立法目的一致,实际上,附合合同问题就是消费者利益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法国学者佛鲁尔和沃沃尔指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现代立法已经有效地覆盖了附合合同的问题,或者说,至少部分解决了附合合同的有关问题。”[5]可以说,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现代立法,确定了附合合同的一般原则,成为法律调整附合关系的最基本的原则。

二、保险合同的性质分析

保险合同是一种典型的附合合同,当然也不排除少量议商合同的存在。作为附合合同,保险合同

的内容通常由保险人一方所拟定,并以保险条款形式公之于众。投保人对于保险条款只有同意与否定的决定权,无权提出自己想要的条款。即使有修改某一保险条款的必要,也只能采用保险人事先准备的附加条款或附属保单。同时,大多数保险合同也是一种消费者合同,适用于消费者保护法。所谓消费者合同,“是指消费者为了生活消费的目的,与生产经营者之间就产品或服务而订立的合同”。[6]保险合同之所以是消费者合同,理由如下:

1.广大投保人是消费者。消费者保护法是法律的一种新分类,对于该分类的界说,至今尚无定论,且仍在不断变化中。[7]消费者的概念也处于不断变化中,不过世界较为趋同的看法是:消费者是“经济上的弱者”,即个人生活消费者。美国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词典》认为,消费者是区别于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而言的,它包括购买、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人。《牛津法律大词典》也认为,消费者是指那些购买、取得和使用各类物品和服务的个人。我国国家标准局1985年6月29日颁布的国家标准《消费者使用说明总则》也明确规定:“消费者——为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8]综上分析,保险合同中的家庭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的投保人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生活需要而购买保险的消费者。据统计,日本的人身保险费收入在1984年就占到了全国保费收入的76%,[9]足见其人身保险合同适用之普遍;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1997年全国保费收入1080亿元,比1996年增长39.30%。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480亿元,人身险保费收入600亿元,显示了人身保险合同不断上升的趋势。

2.保险人是生产经营者。商业保险的保险人为保险公司,是营利性的企业法人,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表现为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与社会保险不同,商业保险从属于商品经济,须适用商业性的经营原则。这就要求商业保险人以效益为中心,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将保险按照商品价值规律来经营。具体来说,保险经营就是保险公司根据大数法则(即个体的随机性和总体的可把握性),从大量同质的风险中测知该种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内在成本),并据此确定合理的费率(风险保障或保险保障服务的价格),按保险合同的规定通过向所有的投保人收取保费,建立保险基金(基金的管理及运用),当少数的被保险人遭受约定的风险损失时,用保险基金给予经济上的补偿(理赔服务)这一整个过程。[10]

3.保险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商品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体。保险做为商品,也有价值与使用价值。保险商品性的现实表现是保险人提供的风险保障或保险保障这一系统服务。保险的价值是由提供这一服务所需的社会劳动和蕴含于特定风险组合,由大数法则测定的该组合之可能损失(内在成本)来确定的。而保险的使用价值对于保户来说,就是使其在保险标的上的利益获得保险保障,从而转嫁风险。如查个别保户遭受责任范围内的风险损失,保险人即予以赔付,对于其他未遭受风险损失的保户来讲,则因转嫁风险而获得了心里的安定感。

4.从世界立法发展趋势来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来,随着民法由个人权利本位转向社会本位,发达国家对若干种与民生关系密切的传统合同制度加以修正,使之具有保护消费者的功能,其中就包括有保险合同。值得一提的是,我国1998年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中,中国消费者协会首次受理了保险投诉。

综上所述,大多数保险合同为消费者合同。消费者合同的特点“便是修正传统民商法的平等原则,或者对生产经营者加以特别义务,或才赋予消费者以特殊的权利,通过表面上的不平等和片面性追求实质上的平等,以纠正形式平等之下所掩盖着的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种种不平等、不合理的现象。”[11]

由于保险合同本身的附合性,再加上消费者利益受保护这一社会发展趋势,使得保险合同在立法、行业贯例及司法实践中体现出一种投保人至上原则。

三、投保人至上原则

投保人至上原则,是在确保保险合同公平正义的前提下,对于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利益衡量,以保护投保人的利益为优先。投保人至上原则表面上侧重保护投保人的利益,实质上是维护保险人的利益。因为根据保险的大数法则,参加投保的人越多,积累的保险基金就越多,保险人就越有实力去应付各种意外损失。而认真贯彻执行投保人至上原则,可以提高保险人自身的信誉度,吸引更多的投保人参加保险。

投保人至上原则不仅体现于保险合同内容的法律规制上,而且也体现于保险合同成立的实务操作过程中。

1.承认即刻保险。是指投保人提出投保申请后,保险人在时间上为投保人提供立刻的有限制的保险保障。即刻保险主要适用于下列场合:①口头保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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