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世贸组织协定》的解释制度评析
【英文标题】 An Observation of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WTO Agreement
【作者】 徐崇利【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法学学院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分类】 国际经济法【期刊年份】 2003年
【期号】 2【页码】 185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4031    
  
  世贸组织拥有的基本上是一种“自给自足”(a self—contained)的法律体制,除《世贸组织协定》之外,[1]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the Dispute Settlement body,简称DSB)不能直接适用其他法律规范来解决争端,但可援引外部法律渊源对《世贸组织协定》进行解释。这些外部法律渊源包括其他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及权威国际公法学家的学说等。《世贸组织协定》和这些辅助性法律渊源构成了广泛意义上的“世贸组织法”(WTO Law)。[2]当然,世贸组织法律体制的基本要素是“规则”。然而,规则一旦形成,如何对其加以解释,便成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实践的中心问题。因此,有关《世贸组织协定》的解释制度,是世贸组织法律体制研究的一大重要课题。
  一、《世贸组织协定》的解释:基本制度
  任何国际经济条约在适用过程中都需要进行解释,对于《世贸组织协定》来说,更是如此。至少有两种理论可以说明有关《世贸组织协定》解释的重要性:[3]其一,“不完整契约”(Incomplete Contract)理论。该理论主张,《世贸组织协定》属于“契约性”条约,犹如国内法中的“契约”,不可能“完整地”调整成员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有赖于其他法律渊源填补缺漏,即加以解释;其二,“规则与标准”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世贸组织协定》中,既存具体的“规则”(rule),如《关贸总协定》第2条关于关税减让的规定。然而,也有不少作为一般性指针的“标准”(standard),如《关贸总协定》第1条和第3条对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中“相同产品”的规定以及第20条有关“一般例外”的一些规定。[4]这些具有弹性的“标准”特别需要在适用中加以解释。
  (一)权威解释与司法解释
  对《世贸组织协定》的权威解释权,掌控于世贸组织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就此,《世贸组织协定》第9条第2款明确规定:“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拥有解释本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的专有权力。……通过关于解释的决定,应以成员方四分之三多数票作出……。”可见,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的权威解释是上位阶的法律渊源,对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均有拘束力。
  就DSB对《世贸组织协定》解释权的性质,《世贸组织协定》附件2—《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书》(以下简称《谅解书》)第3条第2款规定,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用以保持成员方在各个涵盖协定中的权利与义务,并按照用来解释国际公法的习惯规则来阐明这些协定中的现有规则,DSB的各项建议和裁决不得增加或减少各涵盖协定规定的权利与义务。”[5]
  在世贸组织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中,已肯定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维也纳公约》)中关于条约解释的第31条和第32条规定,构成该款中的“用来解释国际公法的习惯规则”。
  《维也纳公约》第31条规定如下:
  解释的通则
  1、条约应就其用语按照上下文并参照其目标和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善良地予以解释。
  2、就解释条约而言,上下文是指连同该条约的序言和附件在内的约文外,并应包括:
  (a)该条约全体当事国之间就该条约的缔结所订立的与该条约有关的任何协定;
  (b)该条约一个或几个当事国就该条约的缔结所作出并经其他当事国接受为与该条约有关的任何文书。
  3、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的尚有:
  (a)该条约各当事国之间嗣后订立的关于该条约的解释或其规定的适用的任何协定;
  (b)确证该条约各当事国对该条约的解释意思一致的该条约适用上的任何嗣后惯例;
  (c)适用于该条约各当事国之间的关系的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
  (d)如经确定该条约各当事国意在把一个用语使用于某一特殊意义,就应认其具有该特殊意义。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维也纳公约》第32条规定如下:
  补充的解释资料
  为了证实由于适用第31条所得到的意义;或者按照第31条作出的解释:
  (a)所得到的意义不明或难解时;
  (b)或导致显然荒谬或不合理的结果时;
  为了确定该用语的意义,得使用补充的解释资料,包括该条约的准备资料及其缔结的情况在内。
  以上第31条和第32条虽为条约条款,实际上是对相应的国际习惯规则的编纂,因此,属于《谅解书》第3条第2款项下“用来解释国际公法的习惯规则”。[6]
  在实践中,对于世贸组织有关协定适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解释,本应由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作出权威解释,但是往往不得不由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代劳”。DSB上诉机构关于涵盖协定中实体规则冲突解决的解释,[7]便是典型一例。在1997年EC—Regime for the Importation.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Bananas案(以下简称Bananas案)和1997年Canada—Certain Measures Concerning Periodicals案(以下简称Periodicals案)中,上诉机构采取重叠适用《关贸总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解决办法。[8]
  有的学者认为,上诉机构作出此类裁决,对世贸组织有关协定的适用影响甚大。在《关贸总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本身没有就两个或两个以上协定共同适用于同一被诉措施作出任何规定,《世贸组织协定》(包括作为其附件之一的《谅解书》)也没有相关的规则。上诉机构本应将这一基本问题提交部长会议或总理事会决定,但却自己演绎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律解释。[9]
  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世贸组织的解释制度存在着程序及结构上的缺陷,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享有专有的解释权,但在《世贸组织协定》中缺乏明确的程序,使得DSB难以将有关解释问题移交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处理。即使移交,由于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须以四分之三成员方多数票同意,方得通过关于解释的决定,这并非易事。实质上造成了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对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所作的解释,缺乏有效的“立法回应”(legislative response),即不管它们所作的解释是否正确,均采取放任的态度。[10]
  (二)约文解释与目的解释
  在近现代条约解释的学说史上,始终存在着“约文解释”(Textual Interpretation)、“目的解释”(Purposive Interpretation)等学派的争议。《维也纳公约》第31条正是这两大学派妥协的产物:条约当事国应被推定为具有其所使用的词语的通常意义的意思,这是“约文解释”理论的精髓;词语的通常意义不应抽象地予以决定,而应按该词语的上下文并参考该条约的目标和宗旨予以决定,这是常识和善意的要求,也是折衷地采纳了“目的解释”的方法。[11]
  在《世贸组织协定》解释的问题上,不乏支持上述两种解释方法的学说,诸如“制度管理”(Regime Management)理论支持“目的解释”学派,认为对《世贸组织协定》的解释应有助于防止缔约双方在相互减少贸易壁垒问题上的欺诈,如拘泥于约文的字面解释,就不可能达此目的,因为在缔约时,一方不可能预见另一方日后可能采取的破坏权利义务平衡的所有欺诈性措施,只有采取宽松的条约解释方法,才能弥补这一缺漏,以保证双方对实现交易平衡的信心;而“赌金管理者”(stakeholder)理论则支持“约文解释”的方法,认为在解释《世贸组织协定》的过程中,应注重对约文准确含义的小心求解,不能过份强调对缔约目的的解释而忽视约文的文义。[12]
  既然按照《谅解书》第3条第2款规定,DSB可援用《维也纳公约》第31条规定来解释《世贸组织协定》,则由于该第31条本身是“约文解释”和“目的解释”两种方法的折衷,世贸组织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在具体断案时,就有一个孰轻孰重,倾向采用哪一种解释方法的问题。在原关贸总协定历史上,开始时,专家小组比较注重“约文解释”,但到后来越来越青睐“目的解释”的方式。[13]在这方面,世贸组织因循的似乎也是传统关贸总协定的轨迹。
  在1996年Japan—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案(以下简称Beverages案)中,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曾指出:“对条款的适当解释,首先是约文解释”。但在后来的一些案件中,开始偏向主张以订立条款的“目标和宗旨”来解释约文的内容。通过对世贸组织有关协定中弹性条款的“目的解释”,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已将其他国际条约的规则,乃至发达国家国内立法上的标准,引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框架。
  上述趋向在处理贸易与环境关系问题时,表现最为突出。世贸组织的主要宗旨是实现贸易自由化,环境保护本不是其所要考虑的首要目标。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环保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官方、非政府组织及学界对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其在争端解决过程中,通过对《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协定》有关条款“目标和宗旨”的解释,将环境政策包容在内。
  在1991年United States—Restrictions on,Imports of Tuna(Tuna I)案中,美国可谓彻底败诉,专家小组认为美国限制外国金枪鱼进口的环境措施违反了《关贸总协定》义务,并拒绝承认美国的立法在《关贸总协定》第20条“环境例外”项下具有域外效力。在1994年United States—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Tuna(Tuna II)案中,欧盟就类似事实在关贸总协定再诉美国。在该案的裁决中,虽然专家小组仍然认定被诉的美国环境措施有违《关贸总协定》义务,但不再否认美国相关立法的域外适用权利。
  在1996年United States—Standards for Reformulated and Conventional Gasoline案(以下简称Gasoline案)和1998年United States—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案(以下简称Shrimp/Turtle案)中,上诉机构均载定美国采取的环境措施本身符合《关贸总协定》第20条(b)(g)两款关于“环境例外”的要求,只是其适用带有歧视性,与第20条序言的规定相抵触,因而被判违反《关贸总协定》义务。从两案的终裁来看,实质上还是承认了美国国内环境政策在《关贸总协定》第20条“环境例外”项下的合法性。象美国这样的单边环境措施一旦被采纳作为第20条“环境例外”的解释标准,实际上已在《关贸总协定》的框架内将之多边化。
  在Shrimp/Turtle案中,上诉机构明确指出,《关贸总协定》第20条关于“环境例外”的规定是50多年前的产物,应按现代国际社会的环保理念进行解释,而且《世贸组织协定》序言规定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对该条规定的解释,不应是“静态的”(static),而应是“演变的”(evolutionary),应“添加色彩、韵味和进行微调”(add colour,texture and shading)。[14]
  此外,在1998年Japan—Measures Affecting Consumer Photographic Film and Pape案(简称Kodak/Fuji案)中,美国试图通过对《关贸总协定》第23条第1款(b)项规定的“目的解释”,将对美国有利的竞争政策引入“非违约之诉”。最终,上诉机构虽然秉承了传统关贸总协定专家小组的一贯做法,对“非违约之诉”作了保守的解释,裁决美国败诉,但该案备受关注,原因是美国政府及学界意图以此为突破口,将竞争规则通过“非违约之诉”的途径,引入世贸组织体制。[15]
  显然,如世贸组织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滥用“目的解释”,任意扩大《世贸组织协定》之外其他法律规则的适用,势必会造成有关涵盖协定项下成员方权利与义务的增加或减少,从而违反《谅解书》第3条第2款的规定。该款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由原欧共体提议,但真正起源于关贸总协定1982年的一项决定,其立法目的就是为了“削弱专家小组的自由解释权,并阻止以任何激进的或推定的方式发展关贸总协定法律。”[16]从实质上看,该条规定也透出了要求DSB恪守“约文解释”方法的精神。[17]此外,《谅解书》第11条(专家小组的职能)也规定,“专家小组应就其所面对的事项作出客观的评价,包括对该案件的各项事实,以及对有关涵盖协定的适用和遵守,作出客观的评价。”该条中的“客观性”要求,也可被视为反对滥用“目的解释”的方法。
  以史为鉴。传统关贸总协定发展到20世纪70、80年代,陷入了“纲纪废弛,规则失灵”的困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国滥用《关贸总协定》中的各种“例外条款”和“灰色领域”所致。乌拉圭回合从立法上严肃了这方面的纪律。然而,在世贸组织中,如不依靠立法途径解决与非贸易政策的协调等问题,而任由司法实践向其敞开解释的大门,就会破坏世贸组织规则的统一性、稳定性和有效性,从而萌生承蹈原关贸总协定覆辙的危险。
  (三)解释与适用、并入
  除涵盖协定外,DSB不能直接适用外部法律规则裁决争端,然而,可以把这些外部法律规则作为解释《世贸组织协定》的渊源。一项规则被直接适用和被援引用以解释其他规则,其法律意义是不同的。“解释”的作用本身是有限的,因为用来解释的规则只能被解释成与被解释的规则相协调,而不是相冲突。[18]在1998年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Importatio of Certain Poultry Products案(以下简称Poultry案)中,投诉方阿根廷主张,其与被诉方欧盟签订的一项双边《含油种子协定》,应被“适用于”解决争端。专家小组援用原关贸总协定Canada/European Communities Article X X ⅧRights仲裁案裁决的观点,认为该项双边协定与决定欧盟在《世贸组织协定》项下的义务密切相关,可被“适用”。然而,专家小组的此项裁决后被上诉机构推翻,指出《含油种子协定》并非原《关贸总协定》和现《世贸组织协定》的组成部分,不能直接适用,但考虑到该协定曾在《关贸总协定》第28条框架内被谈判过,并构成该案争议事项的基础,因而可作为“一项辅助性的解释途径”,间接给予考虑。
  此外,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中,用来解释的外部规则必须与被解释的《世贸组织协定》有关规则密切相关,即外部规则必须通过《世贸组织协定》中的规则才能得到实施。如为直接适用,则被适用的外部规则可能就与《世贸组织协定》的这些规则无关。
  据有的学者总结,DSB“适用”外部国际法规则的方式有三:其一,以其他国际法规则对《世贸组织协定》的有关条款进行解释,如在2000年Canada—Term of Patent Protection案中。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都援用了“条约不溯及既往”的国际习惯法规则,来解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70条的规定;其二,援用外部国际法规则作为主张一成员方是否符合《世贸组织协定》项下某一义务的证据。如在1998年的Shrimp/Turtle案中,上诉机构认为,美国可以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的途径解决对海龟的保护问题,1996年美国与巴西、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等五国达成《美洲间保护海龟公约》,就是成功的一例。在本案中,美国同投诉方(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泰国)从未有过通过签署多边协议以求解决争端的类似努力,而贸然采取限制投诉方海龟进口的措施,因而构成《关贸总协定》第20条序言中所指的“不合理的歧视待遇”;其三,根据外部国际法规则解决涉及《世贸组织协定》有关争议的先决问题。如在1999年的Turkey—Restrictions on Import of Textile and Clothing Products案中,要判定土耳其是否违反《关贸总协定》的关税减让义务,首先得确认对投诉方印度采取限制进口措施的是土耳其本身,还是土耳其与欧盟组成的关税同盟。专家小组根据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原则”,认为本案限制进口的措施应属土耳其所为,而不应归咎于土欧关税同盟,因为按照建立土欧关税同盟的《安卡拉协议》,该关税同盟本身不具有独立的国际法律人格。[19]从该学者总结出的DSB“适用”其他国际法渊源的上述第二、第三种方式来看,实际上仍属对《世贸组织协定》进行“解释”的范畴,而非单纯的适用外部国际法规则。
  有的外部条约会因一些涵盖协定中的“援引”(refer to)条款而“并入”(incorporate)这些涵盖协定,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从而得到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的直接适用。例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2条规定,该协议应符合或不得有损于《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罗马条约》和《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的有关规则。根据该条规定,这些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则便“并入”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需要注意的是,外部规则“并入”涵盖协定与援用外部规则“解释”涵盖协定有关规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途径。外部规则“并入”涵盖协定后,应象涵盖协定本身一样得到适用。据此,这些“并入”的外部规则也可由世贸组织的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负责解释。在Bananas中。被诉方欧盟辩称,其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属于《关贸总协定》规定的免责事项。而上诉机构要认定欧盟的该项主张是否准确,就需判断欧盟在《洛美协定》中承担的向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提供普惠制义务的程度,这就牵涉到对《洛美协定》的解释问题。欧盟进一步提出,此类解释应由《洛美协定》的缔约双方作出。上诉机构否定了欧盟的意见,认为《关贸总协定》的免责条款已将谨防骗子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4031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