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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
直面版权保护数字图书馆需要良性发展
【副标题】 由“谷歌版权门”事件引发的思考【作者】 郭文奇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分类】 著作权法
【中文关键词】 谷歌版权门;数字图书馆;法定许可;著作权集体管理;授权模式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13
【页码】 71
【摘要】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等的成熟发展,许多数字产品应运而生,数字图书馆也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来。由于其本身具有的快捷方便、易于保存查询信息等优势,数字图书馆将成为图书馆主要运营形式,这必为大势所趋。但是,近期出现的“谷歌版权门”事件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版权问题在数字图书馆发展中的影响不容小觑,甚至成为其发展的瓶颈。如何把握向公众提供信息和对作者提供版权保护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数字图书馆又该如何良性发展?这都是需要我们思考、探讨的问题。

本文以“谷歌版权门”事件为引,首先分析数字图书馆的版权问题,接下来对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的相关情况进行介绍,最后,对中国数字图书馆应该如何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5120    
  
  好像就是这一两年的功夫,中国各种“门”事件突然在网络上铺天盖地,无孔不入地渗入到老百姓的生活中,“谷歌版权门”事件亦是其中之一。2009年11月,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下称文著协)向谷歌发布维权通告,针对谷歌数字图书馆提出质疑,指出谷歌未经中国作家许可即扫描作品入馆的行为,侵犯了中国作家的著作权,要求谷歌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经过几次会谈后,谷歌的态度由强硬逐渐变得和缓,并向中国作家公开致歉。此前,谷歌曾提出一份和解协议,内容大致为:如果作家同意与其和解,则每人每书将获得“至少60美分”的补偿,并可获得未来在线阅读收入的63%。这份协议遭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作家的愤怒,此份协议内容是否合理,它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和影响,引起了不少专家的关注讨论。
  相对于“谷歌版权门”事件的结果,它本身的过程对我们更有意义。这个事件在中国版权界不啻于一颗炸雷,一下点燃了许多作家的版权意识,并引发了国内图书馆、著作权人、读者及法学家各界对此的思考和争论。有人说,谷歌藐视中国版权人,应该令其付出代价。也有包括韩寒在内的一些作家,对谷歌的解释表示理解和支持,称“谷歌是第一个愿意付给我钱的人”,自己的作品在国内的其他数字图书馆等网络上传播,甚至没有任何收益。还有的调查显示,中国有不少的读者对谷歌数字图书馆的这种行为表示支持,津津乐道于自己不花钱就能看到大量书籍。
  “谷歌版权门”事件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范围内的争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伴随着当今信息时代的发展,数字图书馆越来越融入中国民众的生活,这个问题将越来越普遍,这次事件的讨论具有样本意义。中国自己的数字图书馆又是一派怎样的形势?正如韩寒所言,它们难道就做得比谷歌好吗?“谷歌版权门”事件不过是由于谷歌发展相对迅猛,从海面下露出一角,而真正的庞大冰山仍藏在海面以下。相当一部分人在谷歌一事尘埃渐落之后,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国内,研究中国数字图书馆运作中的版权问题,并开始思考:中国的数字图书馆又该怎样才能良性发展?
  一、数字图书馆的版权问题
  1、数字图书馆运作中涉及的主要版权
  数字图书馆的运作工作大概为三大块:(1)将各类信息如传统的纸质印刷品进行数字化处理;(2)用编程软件等计算机相关技术设计出友好方便的检索页面,供读者来搜索信息,这也是读者可以接触到的外部平台;(3)将己数字化的信息转换成可用于网络传输的文本,上传至网络,并提供给在检索平台上有搜索需求的读者。
  在这几块工作中,都涉及到版权的保护问题。
  (1)将作品数字化,这属于复制还是类似演绎的翻译行为,曾在学界产生争议,主张由于数字化没有创新性,因而应属于复制的观点占了绝对上风。国内外的相关法律规定对此也提供了理论支持:1995年美国政府发表的《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出的《关于保护文字和艺术作品若干问题的条约》,其中都明确规定:“作品数字化属于复制。”2000年我国《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第二条也明确规定了“将已有作品制成数字化制品,不论已有作品以何种形式表现和固定,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一)所指的复制行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所称的复制行为。”既然是复制行为,则作品数字化过程中就不会产生新的著作权,即数字作品的著作权仍属于原作者,数字化过程应该得到作品原作者的授权许可,否则即构成侵权。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2)检索平台的设计软件,书目的编排顺序、网站链接导航等,这都是数字图书馆在运营过程中自己所享有的版权,受法律保护,不能对其进行模仿抄袭。但在实务中,这部分版权被侵权的争议较小,本文未对此进行阐述。
  (3)将数字作品通过网络传播给读者,这属于著作权人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该项权利在2001年著作权法修正时予以明确,不经过版权人许可,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将作品在网络上进行传播,否则即为侵权行为。此条规定,对数字图书馆起到了极大的规制影响。
  除此,如果数字图书馆中保存的是作者未发表的作品,并提供给读者阅读,这本质上与作品发表一致,会侵犯作者的发表权。数字作品如果对已发表的作品直接扫描录入,由于内含许多版式设计等,则还可能侵犯出版者的相关邻接权等。
  2、对数字作品版权保护进行讨论的必要性
  任何一种法律权利的规定,都是为了维持社会公共权益和私人权利的平衡。赋予作者以著作权,这本身形成对公众获取信息的一种限制,但这能激发作者的创作欲望,如果著作权的权利范围划定合理,两者达到一个动态平衡,就能促进整个文化出版事业的繁荣,达到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
  正如上述,数字图书馆的运作中涉及多项版权,而且与传统图书馆不同,数字图书馆的信息传播速度极快,在这个信息即意味着金钱的时代,数字图书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会减少版权人采用其他途径赚取的收入,故对版权人必须做出金钱补偿,答案毋庸置疑。
  但权利的保护远比回答个“是否”要困难,结合当今中国国情,我们还需要讨论,对数字图书馆的版权保护应采取多大的力度?有人评论指出,著作权其实还调整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衡,因为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版权数量倍数于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对版权采取过强保护,会对国家的整体发展不利。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版权保护都有扩张的趋势,但中国民众现在仍处于对知识信息迫切需求的阶段,这就要求我们在利益平衡上应略倾向于考虑公众的需求。数字图书馆本身带有公益性质,按照当前中国著作权法等的相关规定及现实操作模式,对版权过强的保护,并不利于数字图书馆产业的良性健康发展,难于实现公益需求。
  中国现在已有一套版权保护机制,但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机制需要更新。同时,数字图书馆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信息产业,各国之间必然相互影响,政策机制的讨论不仅要考虑中国国情,还要顾及国际趋势,做到与国际接轨,才能更好的保护中国的版权人及数字图书馆业的发展。何去何从,孰轻孰重,这些都需要在讨论、摸索中予以成熟完善。
  二、中国数字图书馆产业的发展状况
  我国数字图书馆业的发展晚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我国正式提出数字图书馆这一概念,并开始大规模开发始于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我国的数字化图书馆的研究就发展现状而言,仍处于数字化信息的开发和技术研究阶段。因此,我国数字图书馆业的版权问题,表现的并不会像“谷歌版权门”一样突出。但是,这期间围绕数字版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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