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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犯罪预防的理念冲突
【英文标题】 The Conflict of RecOgnitiOn in Crime Prevention
【作者】 邸瑛琪【作者单位】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犯罪;犯罪预防;冲突;理想主义;功利主义
【英文关键词】 crime commission;crime prevention;conflict;idealism;utilitarianism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1)02—0025—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2
【页码】 25
【摘要】

通过研究犯罪与犯罪预防的冲突、犯罪预防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揭示犯罪预防产生的深刻内涵、犯罪预防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需求。犯罪预防在与犯罪的冲突中展开其发展过程。犯罪预防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理想主义、功利主义均是犯罪预防的重要内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既有冲突又有联系。犯罪预防是以功利主义为手段,追求理想主义的目标。

【英文摘要】

By study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crime eommission and crime prevention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idealism and utilitarianism,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deep meaning,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needs of crime prevention’s emergency.Crime prevention proceeds in the conflict with crime commission.It is obviously colored with idealism.Idealism and utilitarianism ore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crime prevention and the two aspects of one question.They have conflicts and connections as well.Crime prevention pursues the aim of idealism by way of utilitarianis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629    
  
  

犯罪预防作为抗制犯罪的重要策略思想日益受到重视。犯罪预防是理性的产物,犯罪预防本身也处于一种理念的冲突之中。研究犯罪预防的理念冲突对于深刻理解犯罪预防的丰富内涵当有裨益。本文拟就犯罪预防与犯罪的冲突、犯罪预防的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展开探讨。

一、犯罪与犯罪预防的冲突

犯罪预防和犯罪是同时产生的。有了犯罪,就有了一种抑止犯罪的社会需求。犯罪预防作为一种社会需求是在与犯罪的冲突中展开其发展过程的。

犯罪预防是刑法产生的基本前提。刑法是犯罪预防的一种最有力的措施。

在中国古代社会,先有了犯罪,而后有预防之需,其后才有建立在这种需求之上的产物——刑法。古代著名的法家人物商鞅在《商君书·君臣》中说“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而禁止”,非常清楚地揭示了犯罪——犯罪预防——法制(刑法)三者之间的关系。一个“禁”字突出了法律中的犯罪预防观念。实质上这种因果关系可以涵盖中国古代刑法发展的全部过程。所有中国古代社会的有关刑事立法,无一不是在这种需求之上产生的。问题是当社会矛盾激烈时这种立法中表现得惩罚力度大,甚至为残酷;立法本身则表现得细致而苛刻,当社会矛盾相对缓和时刑事立法就表现得较为缓和。

韩非子在<韩非·五蠹》中说:“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厚薄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这里的“称俗而行”一语反映了和商鞅相同的思想,即:刑法是为了预防犯罪而产生的,其功能在于禁暴止乱。韩非认为:刑法不是从来就有的,在远古时代没有犯罪,就没有对犯罪预防的需求,因而也就无需刑法。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增长,而物质财富相对缺少,产生了“人民众而货财寡”的局面,争夺由此而起。所谓争夺就是犯罪。因此就产生了制止争夺的社会需求。在这种需求之上就产生了刑法。当代刑法学者陈兴良也认为“刑法的起源表明它与一定的社会需要的联系性”{1}(P42),这种社会需要无它,就是预防犯罪的需要。

西方国家的法律是循着自然法、实在法的轨迹发展的。无论是自然法学派还是在其后兴起的实在法学派注重法的价值追求,它们似乎是站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回答“法是什么,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自然法学派追求一种永恒存在的法律规范,实在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英国法学家约翰·奥斯丁认为法律的目的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把功利原则看成是任何立法的最高目的,并以此为基础指出:尽管历代存在着不同的法律体系,但是必然有一些共同的原则,这些原则就是功利。虽然自然法学派和实在法学派似乎都不注意法的起源问题,但是从奥斯丁的功利主义原则中我们还是可以分析到一些问题:社会需求就是一种功利,社会对法的需求是法产生的前提.而法追求的大多数人的快乐则是社会实现自身价值的目标。我国学者孙国华认为“如果说自然法学派关注的是法所促进的价值,那么实在法则更注重法所具有的价值。如果说法所促进的价值是法的内在价值或者实质价值,那么法具有的价值就是法的外在价值或者形式价值。法本身的价值是法本身固有的、由其性能和特殊的调整机制、保护机制和程序机制等法律机制所反映出的,满足社会和个人法律需要的价值。”{2}(P120)孙国华无意中论述到了法产生的社会需求和法价值的统一性,刑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其产生亦遵循此原则。刑法满足社会需求的手段就是通过其本身固有的调整、保护机制,预防犯罪。刑法的二元机能已是目前刑法学界所普遍承认的机能,即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保障和保护就是预防,是一种社会总体意义上的预防。刑法的这种二元机能不仅是刑法本身所固有的,也是使它产生的社会需求赋予的,它体现了社会需求的具体内容。从欧洲中世纪法律内容分析,明显地看出这种因果关系的特征。在古代罗马社会,出现了公犯和私犯之分,所谓公犯是指侵犯国家利益的犯罪,所谓私犯则是指侵害个人利益的犯罪。私犯则由被害人私人惩罚之,称之为同态复仇,而这种刑罚方法则是被当时的法律所认可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对私犯的处罚变得越来越必须由国家实施,因此才由私刑权变为公刑权,变成国家的专属权力。这种转变无疑是一种革命,但是促使这种革命产生的内在的社会动力,是基于社会预防之上的一种需求,也就是说任凭私人实施刑罚权越来越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私刑本身也能成为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对私犯的私刑权的取消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了。黑格尔最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转变的社会原因。他指出:因为在市民社会中所有权和人格都得到法律承认,并且有法律上的权利,所以犯罪不再是侵犯了主观的无限的东西,而是侵犯了普遍事物。因此产生了一种观点,把行为看成具有社会危害性,由于社会成员中一人的侵害就是对全体的侵害,所以犯罪的本性也起了变化,但这不是从犯罪的概念来说,而是从它的外部实存即侵害的方面来看。现在,侵害行为不止是影响直接受害人的定在,而是牵涉到整个市民社会的观念和意识{3}(P28)。

犯罪预防是刑罚的目的,刑罚是预防犯罪的手段,二者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统一的。但是刑罚中蕴涵的预防犯罪的目的和犯罪学使用的犯罪预防的概念却有质的差别。刑罚中的犯罪预防是刑罚正当性的一种定在,其内容是特定的,专指一般预防和个别预防。而犯罪学中的犯罪预防的概念是对于整个社会减少犯罪、预防犯罪的一种战略控制手段,是一种社会控制的系统工程。显然二者具有一种逻辑上的种属关系。刑罚中的犯罪预防仅仅是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预防的一个具体内容。即便如此,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和刑罚本身也存在着深刻对立的一面。

刑罚是一种恶。只是因为其效果具有惩治犯罪、预防犯罪的功利,才摈弃了形式的恶,而具有合理的定在。刑罚所以是合理的,有两种观点的支持:一种是报应论的观点。英国学者哈特指出:在可想象出的刑罚制度的正当目的中,报应可以有其一常之地。这里所说的报应,我们将它简单地定义为对在道德中有罪过的罪犯施加惩罚之苦{4}(P9),报应被看作是刑罚的合理定在。犯罪必须得到报应,否则犯罪就不能被制止。而这种报应本身能给犯罪者带来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由于这种报应是基于已经存在的犯罪发生的,所以它是合理的。单纯的报应观点可以将刑罚引向残酷,因为报应本身蕴涵着一种刑罚无限的倾向,对于已经犯罪之人,无论加以何种刑罚均不为过,从此意义上可以分析出报应的极端就是将刑罚扩大成一种镇压的工具。刑罚本身演变成一种恶,一种比先前之罪更大的恶。另一种是预防论观点,最早的可以见于柏拉图的《法律篇》第六章第934节中阐述的:“刑罚并不是对过去的报应,因为已经做了的事是不能勾销的,它的实施是为了将来的缘故,它保证惩罚的个人和那些看到它受惩罚的人既可以学会彻底憎恶犯罪,还至少可以大大减少它们的旧习。”在没有比此更清楚地表达一般预防和个别预防的刑罚目的了。刑罚不是单纯地为了惩治已经发生的犯罪,而是为了使犯罪人去憎恶过去已犯之罪,不再去犯罪和使社会上其他的人去憎恶犯罪,因此不再犯罪。无疑预防论的观点使刑罚本身具有更充分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是从预防犯罪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报应论还是预防论都在本质上反映了犯罪预防与刑罚的一种对立和冲突。

首先:如果将刑罚的本质定义为一种恶,那么报应论坚持的是用一种被允许的恶去制止一种不被允许的恶,而预防论则是用一种被允许的恶去预防一种不被允许的恶。王牧先生曾经指出“惩罚是什么?无论持何种观点,是报应刑,报复刑,目的刑,教育刑,无论掺进多少现代化因素,总离不开罚。罚是社会对第一次投入的再投入。如果说犯罪是社会的第一次损害,刑罚就是第二次。”{5}犯罪预防的首要含义就是预防不允许之恶的发生,如果再深究其本质就是预防所有之恶的发生。因为被允许之恶有一种理论上的否定性:所有的恶都应是被否定的。以恶制恶,以恶防恶是在一种理论上的怪圈之内徘徊。正是由此,才可以导出如下结论:刑罚是必须的,刑罚的功能也是有限的,因此,迷信刑罚,将刑罚作为预防犯罪的唯一手段,迷信重刑,将重刑作为平衡社会治安形势的唯一杠杆的观念,是极其有害的。

其次:刑罚是犯罪预防的一个衡量坐标。二者之间存在着比例关系,刑罚的适用范围越广,适用量越大,刑罚量的投入越多,说明了犯罪预防的失败,说明了刑罚本身具有的预防犯罪的目的已经被单纯的刑罚本身所替代。而刑罚本身的犯罪预防的功能一经消失,它的报应功能也将消失,刑罚就成了一种单纯的惩罚手段,就演变为一种镇压的工具,它就从形式上的恶蜕变成本质上的恶。我们已经见惯了这样一种政治现象:社会治安严峻,开始进行严打,而严打的法律含义就是大范围的使用刑罚,大范围的适用重刑,刑罚不再是预防犯罪的手段,而是惩治犯罪的工具,犯罪预防仅靠严打来贯彻。严打结束,社会治安经过一定的平台期,再度严峻,再度严打。这样一种重复,实质上说明着犯罪预防系统工程的无效。

再次:刑罚的过量投入使刑罚本身变得残酷,残酷的刑罚不仅不能预防犯罪,而且诱发犯罪。根据边泌的观点,刑罚只有在具有了下列条件之后才是必需的:一是刑罚的不可替代性,二是刑罚的必需性:由于刑罚的价格昂贵,因此刑罚的量的投入应当受到控制。刑罚的残酷性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刑罚手段的残酷,二是刑罚的过量投入,刑罚的过量投入必然导致手段的残酷。刑罚的过量投入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就不是对刑罚的接受,而是对刑罚的反抗,对刑罚的反抗本身又违反了刑法的规定,进入了另一轮犯罪,走进了过量刑罚带来的恶。中外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社会变革无不与当时严酷的刑罚有关。刑罚是抗制犯罪的最后手段,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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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孙国华.法理学教程(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我能说我还比较喜欢洗碗吗

{3}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世界(M).

{4}(英)哈特著,王勇等译.惩罚与责任(M).华夏出版社,1989.

{5}中国城市犯罪问题研究(Z).

{6}中国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Z).法律出版社.

{7}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中华书局.

{8}商君书·尚刑(Z).

{9}韩非子·显学(Z).

{10}刘云江.犯罪预防研究(M).警官教育出版社.

{11}冯树良.中国预防犯罪方略(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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