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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司法特殊正义及其运作机制研究
【英文标题】 ON Individualized Justice in Judicial Process and Its Operation Mechanism
【作者】 杨力【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
【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社会冲突 司法特殊主义 司法运作机制 新问题意识
【英文关键词】 class conflicts;individualized justice in judicial process;judicial operation mechanism;new question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4
【页码】 101
【摘要】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所呈现的新趋向,我国推进司法改革的价值理念发生了重要转向,开始关注“司法特殊正义”和“司法运作机制”的研究。前者要求司法过程中走出传统的一视同仁对待所有人的“均码正义”,转而关注特殊群体的“司法特殊正义”;后者从现有大规模的静态制度研究转向选择动态的“司法运作机制”作为研究进路,通过在纠纷处理过程的动态描述中介入化解冲突的深层机理,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这种司法论题的转向,生成了司法判决可接受性、司法多边主义、司法知识竞争、案例指导运作机制等新的问题意识。

【英文摘要】

As a new trend of current social conflicts in China,class conflict is one of the five major conflicts and is becoming obvious.Therefore,the existing system design and its operation mechanism should increasingly integrate the wills of various classes and interest groups.In the context of judicial proceedings,this means departing from“onefits—all justice”that treat everyone identically,paying more attention to“individualized justice in judicial process”accessible to special groups,and choosing the dynamic“judicial operation mechanism”as our research approach,in order to display the micro basis and formation conditions of the judicial system.The change of the centre of judicial themes has resulted in several new judicial topics that contain realistic significan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9287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其影响力已远远超出设计者的预想,涉及到各个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特殊利益,它的走向不再完全取决于“某一方面”的主观愿望。与之相观照,当代我国的司法制度及其运作机制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是追求为所有人提供相同正义,还是针对特殊的利益群体作出特别的规定。何去何从,对于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当代中国社会冲突的趋向及一般分析
  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重新进入快车道,我们本来以为可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自然得到解决的一些问题,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等等,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反而进一步加剧,以致于严重威胁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如何尽快解决好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的各种社会发展问题,成为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所有国家机构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课题。正是基于这一点,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社会发展”正式作为今后中国的四大发展战略之一。
  新时期的社会发展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新趋向,出现了一些新型的社会冲突。在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构成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中,由于利益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由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以及个体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可避免地催化和生成了边界较为清晰的各个阶层和不同的利益群体。当前矛盾相对集中的就业安全、贫富差距和社会保障这三个新的社会风险威胁,都与这种阶层分化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出现紧密相关,进而引发了较多的社会冲突。[1]
  2002年全国居民社会观念调查显示,在对现在各个阶层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程度的判断中,有95.3%的人认为各个阶层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冲突,而认为冲突程度较为严重的人已经高达32.5%;对各个阶层之间冲突将来激化可能性的判断中,大约有80%多一点人认为,未来各个阶层之间的冲突会不同程度地激化,其中有57.9%的人认为将来各个阶层之间的冲突有很大可能激化。也就是说,阶层分化引发的社会冲突在当代中国正在趋于显性化。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预期,因为人们不仅现在对社会冲突感受强烈,而且认为这种冲突关系会在未来持续存在。不同的人,将自己标定在不同的认同阶层,会在这个阶层所面临的冲突结果中思考被设定的命运,并通过这种未来命运的预期表达他们对当前社会制度安排的意见。一个人拥护抑或反对某种制度安排,取决于这种制度安排是否损害了他们的收益,或者是否能够为他们带来收益。所以,为了达到稳定的目的,包括司法在内的现有制度及其运作机制,应当更多地考虑到社会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的不同心理状态,防止判断、分析和具体操作的过程出现重大偏差。
  当然,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阶层分化并不一定就会形成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或否定现行制度的社会冲突。在冲突社会学家科塞看来,产生社会冲突的缘由主要归因为两类:其一是“物质性原因”,即为了争取物质利益而发生的冲突,其二是“非物质性原因”,即主要制度及其运作机制的价值取向差异所导致的冲突。[2]比如,雇员阶层为提高工资而举行的游行示威活动,属于物质性冲突,一般来说,物质性冲突对于改善社会制度是有好处的,它不会威胁到这个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础。可是,非物质性冲突却不同,如果某个阶层对这个社会存在的“合法性”产生怀疑,特别是对这令社会规范人们行为的主要制度及其运作机制的价值取向产生动摇,那么就会威胁到这个社会的“生存”。因为要以一种新的合法性去代替原有的不被人们认同的“合法性”,要以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去代替既有的制度框架,就必然会在短期内引发某种程度的动荡。所以,对于主要制度及其运作机制的价值取向研究,就有非比寻常的现实意义。
  那么,从主要制度及其运作机制的价值分析进路出发,诱发社会冲突的决定性因素又是什么呢?与韦伯一样,科塞强调,现存不平等的分配体系所具合法性的消解是引发冲突的关键诱导因素。对于合法性消解的诠释,科塞着重指出,面对稀缺资源的分配不均,人们首先在心理上、情感上被唤起,从质疑分配不均是否合理迅速发展到否定其存在的合法性;由是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正感日益增强,当疏导不满的渠道不存在时,就有可能引发冲突。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有关社会冲突的实证研究结论支持,例如,并不是那些“绝对贫困”的人更具有社会冲突意识,而是“迅速致贫”的那部分人趋于对社会冲突的严重程度作出较高评价;并不是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超过了4.0的国际警戒线,就必定会发生社会动荡,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和乡村的基尼系数都低于4.0,人们在各自的城市或乡村领域内还未明显感到强烈的不公平感,所以没有引发动荡。这些成果进一步验证了科塞的理论假设,我们由此可以认定,社会的主要制度及其运作机制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正感,正是引发社会冲突的决定性因素所在。
  二、“司法特殊正义”的论题中心转向
  作为引发社会冲突的决定性因素,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正感是人们对社会的主要制度及其运作机制的主观感受。如果某种制度及其运作机制能够周全到至少是主要阶层的利益,人们依据对社会总体性的公平认同,一般不会产生较为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正感,也不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冲突。这种状态一向被作为我国所有的制度及其运作机制的基础性现实,尤其在司法领域,习惯于把“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人”作为常态。其间,司法制度及其运作机制适用划一的规则,从而形成一种“常态司法”。
开弓没有回头箭

  然而,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深化,阶层划分趋向多元、精细化,出现了复杂多样的不同利益群体,社会冲突也渐次多样化。从历时而言,相对于大多数阶层在转型前的既得利益,改革给他们带来新的、更多的现实利益,可就共时来说,不同阶层之间总是相互攀比,都感到自己得益较少、最吃亏,不同的阶层总是用自己的“吃亏点”来比别人的“得益点”,结果越比越失望。[3]同时,处于较低阶层的人们受到掌握“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阶层挤压,在社会身份认同上产生了“断裂”,造成很多人对阶层的自我认同,明显低于客观上他们所属的阶层。正是类似于这些共时性的对比、身份认同的“断裂”等原因,逐渐生成和积累了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正感。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利益落空群体”,比如失业者、农民工、游民等等,他们亲身感受到悬殊的贫富差距,更加容易对现实社会产生较为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正感。可见,社会转型带来了关注焦点问题的转变,社会冲突不再像过去那样总是循沿主要的阶层关系展开,而是在更为复杂、细化的各个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过去被忽略的层面爆发,这种变化被称之为“碎片化”(fragmentation)。碎片化的基本含义,就是各个领域的行为策略和基本态度,不再是按照传统的社会关系划分,而是根据具体的焦点问题产生不同的分野。
  同样,伴随着这些现实发生的深刻变化,当代中国司法制度及其运作机制,已经开始了日本学者平井宜雄所着力提倡的那种从“法政策学”出发的论题中心转向,也就是并非完全简单地依据符合主要阶层利益的规范来解决社会中的所有纷争,而是更多考虑关乎更多数人利害的、现在和将来的政策性的、公共性的问题。[4]这种论题中心转向最为显著地体现在:司法正义的分配,开始走出传统的常态司法对待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均码正义”供给模式,关注到特殊群体的个别化正义,有针对性地就不同对象考虑如何缓解和消除他们的不公正感。
  所谓均码正义,就是司法制度及其运作机制“为所有当事人提供相同的正义供给模式”。[5]司法机关依此分配正义,看上去是平等、统一的,而且也不是没有照顾不同人群的特别需求。但是,只有均码正义是不够的,均码的正义最多只能算作基本的、初步的、有时是简陋的正义。于是,司法界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须将公平正义放在社会关系之中,把它作为一种公共产品。这样,每一项制度或机制甚至每一个案件的审判,都有改进的余地。当然,这并不是说现有的司法制度及其运作机制都存在问题,而至少是说在某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这种意在消解特殊群体不公正感的“司法特殊正义”的论题中心转向,在某种程度上已颠覆了那种要么正义、要么不正义的“非黑即白”的二分式简单思维,把“司法特殊正义”作为高质量公平正义的体现。比如,近年来推出的司法救助制度,就是旨在充分关注社会困难群体的特殊司法需求,对于追索抚养费、赡养费、人身伤害赔偿金、劳动报酬且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以及农民工、下岗职工、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积极采取缓、减、免交诉讼费,彰显司法的人文关怀。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追求“司法特殊主义”的转向,开始逐步扩展到更为精细、更为广泛的层面,例如,从民事证据规定对于医患纠纷等特殊案件的举证责任重新公平分配,保险合同案件必须考虑保险业与其他行业不同的运行规律,直到出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及最高法院发布“司法平衡与民间规范”之类的重点课题等等,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我国司法制度及其运作机制开始关注对于特殊对象给予“个性化关照”的转向。
  无论对于司法制度还是其运作机制,均码正义的模式已无力承担万能钥匙的功能,它只是解决了最低层次的均码问题,而没有在特殊群体对正义的特殊需求上予以特别关照。“司法特殊正义”正是在这种价值共识的基础上成为了新的论题中心,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这种论题中心的转向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1)已有的触及还没有彻底地从“法政策学”的角度展开,所以,这种转向很大程度上还是较为狭窄意义上的立法论或法解释学的进路,探讨司法制度如何进行健全或完善,尚缺乏从更加贴近现实的司法运作机制,进一步整体性地完成“司法特殊正义”的论题中心转向。(2)先前的尝试所选择的仍然是一些对象十分有限的特殊群体,还没有对社会结构的总体框架及由此析分出的各个阶层及特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作出更为深刻的认识,也就无法从诱发社会冲突的决定性因素——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正感,根本解决司法制度及其运作机制存在的各种问题。因此,对于像“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性”这样的命题,往往限于单纯地从规范角度进行纯粹的技术性分析,比如强调程序公正、司法民主化和完善法律论证等等,却没有在法社会学的视野下考察讼争双方归根结底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加以接受的问题。此时,如果把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正感作为一个变量加入进来,将争讼一方可能存在的这种感受与其所在的特殊群体听众联系起来考虑,或许正是接近司法正义的一条进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转化理解为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正感较强的讼争一方及其所在的特殊群体听众,与讼争另一方达成协议的程度。
  所以,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冲突的多元化,作为解决纠纷的核心力量,当代我国已经开始了“司法特殊正义”的论题中心转向。然而,转向后的论题中心还缺乏从更为贴近现实的司法运作机制的深入研究,而是更多地停留在司法制度的层面,或许这恰恰是难以从诱发社会冲突的决定性因素来彻底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
  三、“司法运作机制”何以成为分析进路
  就解决社会冲突而言,司法制度的功能在于设计一些“安全阀”。安全阀的目的是通过运用预先的某些制度安排维持好整个群体,安全阀可使猛烈的蒸汽不断排泄出去,不至于破坏所有结构,它实际上是一个矛盾发泄的出口,用以降低冲突的程度,或减少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但是,是否有了“安全阀”制度就万事大吉呢?实际上,“安全阀”这一理念在我国的司法制度里并不陌生,人们也常引用之,在实践中运用之。特别是对一些涉及社会冲突多发的特殊群体利益案件,比如涉农案件,它包括土地承包、土地征占、村委会换届选举、村干部违法违纪等,最高法院曾经连续出台了若干制度性的规定;另外,针对改制企业的职工利益保护,最高法院也专门颁布过规定。可为什么我国进入诉讼的这类纠纷不见少,反而多了呢?除了这类纠纷本身的社会累积效应外,笔者认为,“安全阀”制度在解决社会冲突过程中的固有局限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近年来,虽然我国司法界也在尝试改变过去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司法制度“应然性”研究的状况,但是,长期形成的那种“制度解释学”语境还是不能在短时间内发生重大转变。经由“法政策学”兴起的“司法特殊主义”论题中心的转向,宏大叙事式地确立了将法律施行对象的社会变迁现实纳入视野,进而探求法律与社会之间的有机关联。然而,如果能够更为彻底地完成“司法特殊正义”的论题中心转向,就必须突破原来那种“对司法制度的静态描述”,从“对纠纷处理过程的动态描述”中介入化解社会冲突的深层机理,“司法运作机制”由此成为分析进路。
  以行政纠纷解决的司法运作机制为例。长期以来,对于解决行政纠纷的研究,通常都是从“制度解释学”的角度将研究焦点集中于行政判决。这种进路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有待作出改变,转而给予行政诉讼的动态运作机制以足够的关注。
  首先,如果仅是从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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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本是同林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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