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基于演化博弈视角的粤港区域合作分析
【作者】 谢宝剑【作者单位】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分类】 经济法【中文关键词】 粤港区域合作;演化博弈;动态均衡
【文章编码】 1000-5072(2016)10-0094-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10
【页码】 94
【摘要】

粤港区域合作具有显著的演化博弈特征,具体反映在:粤港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均处于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状态,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逆性,群体行为特征,受多种突变因素影响,以及合作主体反映出较强的选择机制和学习机制。在刻画粤港区域合作的上述特征基础上,使用演化博弈模型对粤港区域合作的过程和可能合作情形进行分析并提出粤港区域合作的具体政策建议:包括重视不同层次环境对粤港区域合作的影响;在发挥中央政府作用的同时增强粤港区域合作的平等性,减少博弈双方的非对等性带来区域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选择机制和制度学习机制的作用;从群体行为角度重视历史客观事实对粤港区域合作的路径依赖作用;完善粤港区域合作制度的约束机制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4643    
  
  通过区域合作来实现区域间的优势互补,降低生产要素流动成本、实现经济增长已经是学界的共识。随着20世纪末区域化浪潮的来袭,区域合作在国际和国内都在不断深化,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而粤港两地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法律体系、不同的关税规定让粤港区域合作成为全球最特殊的区域合作案例。为了清晰地展示不同阶段各种因素对粤港区域合作的影响,本文运用演化博弈分析方法,构建粤港两地的博弈模型来描述和分析合作双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过程,用演化稳定策略来判断粤港区域关系的演化发展趋势,为下一步更好地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扩宽和深化合作领域、推动粤港区域合作深化奠定理论基础,为国家和粤港两地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一、粤港区域合作的演化博弈特征
  (一)演化博弈
  1973年史密斯(Smith)首次提出演化稳定策略(ESS)概念,认为在现实中理性原则将会被种群动态性和稳定性所取代,从而达尔文适应度应取代自利原则。以这样的条件所获得的博弈的解被史密斯定义为“演化稳定性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简称为“ESS”[1],标志着不再囿于完全理性条件假设的演化博弈论诞生。1978年,生态学家泰勒(Taylor)和琼克(Jonker)研究生物界演化现象时实现了演化博弈论从静态到动态的突破,首次提出复制动态过程这一演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动态概念。复制动态过程与演化稳定策略构成了演化博弈理论的核心和后期发展的演化博弈论的主要分析工具[2]。
  20世纪90年代,威布尔(Weibull)在其著作《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中指出,传统观点认为个体的环境是外生给定的,而实际上个体的行为同样会受其他个体的影响,而其他个体同样又受到自然选择力的影响。演化博弈论就是对互动背景下的演化性进行分析,这样,博弈论研究实现了由外至内的转换[3]。演化稳定策略均衡是在特定群体内进行动态重复博弈实现的[4]。演化博弈的核心特征,一是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状态。二是时间的不可逆性。由于演化博弈研究的是根据时间变化的特定群体行为,因此,时间在分析过程中非常重要。三是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体行为。演化博弈研究的是特定群体的动态演化过程,旨在解释这些群体会达到何种状态并如何达到某种状态。四是强调突变性(随机因素)的影响。演化博弈认为,群体行为的演化受到不确定的随机因素影响。五是强调选择(学习)机制的作用,即群体中有限理性的参与者会根据以往的行为来选择其未来的策略,这种行为是一种动态调整的过程,在多次纳什均衡情形下实现纳什均衡的精练。
  (二)演化博弈特征在粤港区域合作中的反映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粤港区域合作的过程[5],我们可以发现,两地之间的合作行为具有非常显著的演化博弈特征。
  一是粤港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均处于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状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受历史和政治因素影响,粤港两地的信息都比较闭塞,最开始区域经济合作以民间为主,在政策上双方没有明晰的方向,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而在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区域经济合作上升到官方层面,但双方的合作缺乏对长远利益的理性考虑,出于自身短期利益考虑往往怀有“搭便车”的打算,一方面对粤港区域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有限作为”,一方面欲坐享其成,汲取对方的区域溢出效应,这点在基础设施建设难题上反映得尤为明显。
  二是粤港区域合作具有时间上的不可逆性。由于地理毗邻的客观性,粤港历史上就存在不同形式和不同内容的合作。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了“前店后厂”、“粤主制造、港主服务”以及在区域空间上的功能性整合到营商环境上的制度性整合等不同发展阶段。这些不同阶段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逆性,在一维空间里,顺应时势而出现的机会稍纵即逝,正如改革开放初期,广东抓住了香港产业转移的机会,就迅速发展起来;如今,香港在本地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把握了合作时机拓展广东成为其经济腹地,香港亦可能再次崛起,若在合作过程中患得患失,则可能错失良机。
  三是粤港区域合作的群体行为特征。区域合作是一种群体行为,需要位于该区域内的所有个体尽可能参与其中。粤港合作涉及中央政府、广东和香港的政府、企业、行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主体,而粤港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难以形成一股合力,关键在于两地并没有将众多的个体行为汇聚成群体行为。这种个体掣肘从博弈论的角度进行解释的话,就是存在所谓的“囚徒困境”。假设两地进行区域博弈的参与部门分别是A和B,二者都是具有理性的“经济人”。双方进行合作与不合作的博弈时,若都选择合作策略,则双方可以同时获得80个单位的收益,若都选择不合作,则双方都只能获得各自地区内60个单位的收益,但如果有一方选择合作而另一方拒绝合作,那么前者将损失自己地区内10个单位的收益而后者却将获得30个单位的收益。反映这些策略组合的收益矩阵如图1所示,行列各自象征部门A、 B的策略空间。
  (图略)
  图1收益矩阵
  当博弈的参与者拥有无论对方选择什么策略都能使自身获得利益最大化的不变策略时,即占优策略,那么这位参与者将坚定其选择并获得收益。从图1的收益矩阵中可以看出,对部门A和部门B来说,不合作对博弈双方来说都是占优策略,那么(不合作,不合作)就是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60,60)则是二者的均衡收益,并且部门A和部门B都没有动力来改变这样的现状,从而让彼此都陷入一种非帕累托最优的均衡状态。“囚徒困境”作为博弈论中的经典案例,反映了在进行博弈策略选择时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背离[6]。
  四是粤港区域合作受多种突变因素影响。在经济方面,粤港都是外向型经济,受国际金融形势和地区金融形势的影响较大,在受外部金融危机影响下,双方都会加强合作、抱团取暖,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促使香港加强与广东的合作;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又促使广东进一步加强与香港的合作。在政治方面,中央政府的政策措施、粤港行政首长对区域合作的重视程度不同亦影响合作进程,如CEPA及其补充协议、中央“惠港”政策和“挺港”政策就使粤港经贸合作大幅增加;汪洋在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提出粤港澳紧密合作区的构想,并与香港形成了不少合作共识,共同向中央争取政策,粤港合作在多个领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其他因素方面,如“非典”暴发、“双非”问题、“水客”现象等偶发事件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粤港双方的合作。
  五是粤港区域合作主体反映出较强的选择(学习)机制。在香港回归前的区域合作中,广东方面意识到不仅要引进资金和技术,同时学习香港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也非常重要。回归以后,双方确立了合作机制,也多次检讨过去的合作行为,总结合作中的经验教训,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推进各个领域的合作。广东方面也意识到学习香港打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来实现营商规则的衔接;学习香港社会治理经验来推进社会建设,缩小两地营商环境建设和社会管理水平上的差距。
  二、粤港区域合作的演化博弈分析
  对于粤港区域合作来说,两地都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谋求地区经济的发展,而相应的配套领域合作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环保和便利通关等民生事务方面的合作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两地公众,产生合作剩余,增加福利效应,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下面主要从演化博弈模型来分析粤港区域合作的内在机理。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一)粤港区域合作的演化博弈模型
  如前所述,粤港区域合作现已经上升到官方层面,故假设参与者分别是广东省和香港,根据目前的《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具有相应的政策执行和评估机制,因此博弈存在强制执行机制。由于两地本身存在社会制度、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差异,而且香港是特别行政区的角色,因此合作是非对称博弈。进一步假定:
  (1)香港(X)和广东省(G)的行为策略均有两种:合作,如鼓励资本、劳动力、技术和信息等经济要素的流动,相互开放市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不合作,如在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搭便车”,在一些要素市场特别是服务贸易等方面设置一定的要素流动壁垒或者“玻璃门”。
  (2)两地的行动不仅依赖自身的选择,还会考虑对方可能的行动对自己的影响。若给定对方策略选择,则每一参与者都将得到自己的最优策略,从而达到纳什均衡。
  (3)博弈双方的支付函数由基本收益、超额收益、合作成本、声誉和政策倾斜共同构成,其中声誉包括因坚持合作而为合作者自身赢得的来自民间、政府、中央三方面的肯定,以及因违背合作契约而失去三方面的支持。支付矩阵如图2所示,其与“囚徒困境”博弈类似。
  (图略)
  图2粤港政府参与的博弈支付矩阵
  其中,πG 、πX分别是两区域在未建立区域合作时各自所能获得的正常收益;ΔVG 、ΔVX分别是博弈双方都进行合作时各自能获得的超额利润,C、 V分别是区域成员之一坚持合作而另一方采取不合作策略时坚守合作方投入前期准备所花费的成本和不合作方在同一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在文中为简化讨论,将双方需付出的成本或者可能得到的利益视为等值;RG 、 RX代表广东省和香港在博弈过程中获得或失去的声誉;PP代表不合作方按照强制执行协议所需付出的违约成本,P则表示中央政府对合作方给予的政策支持。
  假设广东省选择合作策略的概率为p,则选择不合作策略的概率为1- p; 香港政府采取合作策略的概率为q,相应地,选择不合作策略的概率为1- q。 p和q是关于时间t的函数。用UC、 UD来表示两地选择合作或不合作策略时所获得的期望收益。
  UCG=q ×(πG +ΔVG + RG + P)+(1- q)×(πG - C + RG + P + PP ) UDG=q ×(πG + V - RG + PP )+(1- q)×(πG - RG )
  UCX=p ×(πX +ΔVX + RX + P)+(1- p)×(πX - C + RX + P + PP )
  UDX=p ×(πX + V - RX - PP )+(1- p)×(πX - RX )则粤港两地政府采取合作策略的概率的变化速度为:
  F(p)=dp/dt=p ×(1- p)×(UCG–UDG)=p ×(1- p)×[ q ×(ΔVG–V + C)-(C -2RG - P - PP )](1)
  F(q)=dq/dt=q ×(1- q)×(UCX–UDX)=q ×(1- q)×[ p ×(ΔVX+ C - V)-(C -2RX - P - PP )](2)
  由于声誉的得到与失去仅限于此博弈系统之中,为简化模型,可以认为坚持合作方得到的声誉与选择不合作的一方损失的声誉是等值的,即RX=RG=R。
  令α=C -2R - P - PP ,表示采取不合作策略方在对方采取不合作策略和合作策略两种情况下的支付差。
  令βG=ΔVG +2RG + P + PP - V,代表广东省G分别采取合作策略和不合作策略而香港坚守合作策略时的支付差。
  令βX=ΔVX +2RX + P + PP - V,代表香港X分别采取合作策略和不合作策略而广东省坚守合作策略时的支付差。
  微分方程(1)和(2)描述了这个演化系统的群体动态,其均衡点的稳定性由该系统的雅可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分析得到:
  (1)若α/α+βX ?(0,1)或αα+βG?(0,1),则此系统只有四个局部均衡点(0,0)、(1,0)、(0,1)、(1,1),系统的ESS可能存在于其中任何一个点,有三种可能的情况:①α>0,βG 、βX并非同时大于0,则ESS点为(0,0);②α>0,βG 、βX异号,ESS点为(1,0)或(0,1);③α>0,且βG >0、βX >0时,ESS点为(1,1)。
  (2)若α/α+βX∈(0,1)且α/α+βG∈(0,1),则系统在平面S={(p, q);0≤p, q≤1}的局部均衡点有5个,分别是(0,0)、(1,0)、(0,1)、(1,1)和(p*, q*),其中p*=α/α+βX, q*=α/α+βG。
  此时系统的演化有两种情况:①α>0,且βG >0、βX >0时,仅有(0,0)和(1,1)两个点是稳定的,是我们所寻找的演化稳定策略,它们代表的博弈均衡策略分别是(合作,合作)和(不合作,不合作),而(1,0)、(0,1)是演化系统里的不稳定均衡点,(p*, q*)则为鞍点。②α<0,且βG <0、βX <0时,(1,0)、(0,1)是演化系统里的ESS点,它们代表的均衡策略是(合作,不合作)、(不合作,合作)。(0,0)和(1,1)是演化系统里的不稳定均衡点,(p*, q*)则为鞍点。
  (二)模型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可知,系统演化的长期均衡状态有三种可能的结果,或者双方都采取合作的行动策略,或者其中一方采取合作策略而另一方拒绝合作,或者双方都拒绝合作。而现实情况里究竟博弈会沿着哪条演化路径达到均衡状态,取决于上述支付矩阵本身。支付函数中具体参数的取值和变动影响着粤港区域合作的演化系统趋于各个可能的均衡点。
  (1)早期的粤港区域合作更多见于港商与广东政府之间,在这个阶段,虽然二者进行合作的背景并非完全的市场经济环境,历史遗留问题约束了双方合作的顺利开展,但也因为不存在具有约束性的强制要求而合作的情况,二者之间的合作类似如图3所示的博弈情形。
  (图略)
  图3港商与广东政府合作的博弈
  对参与博弈的双方来说,二者都不存在占优策略,一方的策略选择是随着另一方策略的变动而发生变动的。结合改革开放后到香港回归前这一时期进行分析,可以知道这样的矩阵是合理的。对于香港企业来说,在广东省给出了优厚的合作条件表明其合作意愿之后,选择合作的行动策略对港商自身来说是受益的,可以缓解其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约束,顺势进行自身产业转移和升级。但如果广东方面的合作态度并不明确,政策方向也不确定的话,那么港商也不会贸然选择合作,因为在双方都不能达成合作意向时,港商能维持其固有收益,而在广东政府采取不合作的行动策略的前提下港商选择合作策略,那么其反而需要独自投入一部分成本,未来收益情况并不明朗的前期投入将降低港商一贯所得的利益。当然,当时受改革开放政策的强大动力所驱使,广东省迫切渴望得到来自香港的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因而(合作,合作)是当时双方博弈的纳什均衡状态。
  (2)香港回归后,粤港区域合作迈向从民间走向官方的历史新台阶,中央开弓没有回头箭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24643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