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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刑事庭审虚化的若干成因分析
【作者】 步洋洋【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庭审虚化;侦查中心主义;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司法行政化;庭前、庭下活动
【文章编码】 1000-5072(2016)06-0081-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6
【页码】 81
【摘要】

刑事诉讼中的事实认定,应当以庭审为中心,这不仅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更是遵循司法运行之规律,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保障。然而,在我国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刑事庭审却常常被置于一种被“虚化”的境遇,法庭审判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导致刑事庭审虚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宏观的司法体制原因,又有微观的制度运行等原因。总体而言,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诉讼结构上的侦查中心主义;庭审内容上的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司法运作上的行政化模式;庭前会议实体化以及庭下、庭外活动的常态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4656    
  一、引言
  所谓庭审,即法庭审判,是指人民法院采取开庭的方式,在公诉人、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在听取控、辩双方对证据、案件事实和运用法律展开辩论的情况下,依法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应否处刑以及给予何种刑事处罚的诉讼活动[1]。法庭作为法官建立心证的主要空间,亲历审理作为法官建立心证的主要方式,两者的有机结合使得刑事诉讼的基本任务得以实现。因此,对于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认定问题应当在审判阶段通过庭审的方式得以解决,这不仅是遵循司法运行之规律,实现司法公正的有效保障,更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落脚点。所谓庭审虚化[2],亦称为庭审形式化,是指法官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证据的审查判断以及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解决等问题并非通过庭审的方式得以完成,有时这些问题甚至不是由审判阶段所决定,刑事庭审在诉讼过程中没有发挥任何的实质性作用,庭审并未成为决定诉讼结果的中心环节,而是沦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纯形式性的“走过场”。突出表现为举证的虚化、质证的虚化、认证的虚化和裁判的虚化四个方面[3]。
  刑事庭审虚化是相对于刑事庭审实质化而言的对合称谓。依照刑事庭审实质化的基本要求,在侦查、起诉、审判等阶段组成的纵向诉讼结构中,审判应当成为诉讼的中心阶段,只有在审判阶段才能最终决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4];与此同时,在审判阶段的多样诉讼活动中,应当将庭审作为审判流程中的决定和中心环节,实现庭审对于庭前、庭后程序的统领作用,即“审判案件应当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5]然而,由于抽象的制度设计和具体的运行操作等多重原因,可能使得审前阶段以及庭前、庭下的活动对诉讼的最终裁断发生决定性影响,严重背离庭审实质化的基本要求。
  庭审虚化问题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不仅由来已久[6],而且数见不鲜。如在一些地方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案件事实的确定不是通过法庭上的举证、质证和认证程序,而是通过庭前或庭下对案卷的单方审查得以完成的;对于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认定问题更是在审前阶段就已经盖棺定论,司法工作人员在未经正式的庭审程序之前已经形成被告人有罪的心里预断,法庭审判成了对于侦查程序予以确认的橡皮图章;不仅如此,一些法院的刑事判决不是由主持庭审的法官作出的,而是由“法官背后的法官”作出的[7],严重违背了司法的亲历性。反观司法现实,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冤假错案的背后,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刑事庭审虚化的影子。有鉴于此,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初,理论界和实务界就将保证庭审实质化,防止审判走过场作为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及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8]。
  在笔者看来,解决庭审虚化这一症结,构建庭审实质化保障机制的核心和关键就在于理性地分析刑事庭审虚化产生的若干成因,而这本身也符合社会学上“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范式和对策形成之进路。限于篇幅和能力有限,本文仅就刑事庭审虚化的主要成因进行分析,以求为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目标的实现提供有益参考和有力抓手。
  二、“侦查中心主义”下的流水线作业诉讼结构
  为完成国家刑罚权实现的诉讼目的,在刑事诉讼中,控诉机关需要特定的一段时间去固定、收集和审查证据,以完成其控诉职责。因此,与民事诉讼中诉讼即审判的阶段特点不同,刑事诉讼的阶段链条被天然地划分为审前阶段和审判阶段两部分,而审前阶段则主要包括侦查和审查起诉两个环节。就诉讼形态的形式而言,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仅是审判阶段的预备,审判作为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这一事实认定机制中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对审前阶段获得的证据以及控诉方主张事实的审查,理应成为事实认定的中心环节;与此同时,从被追诉人刑事责任认定的角度而言,在侦查和审查起诉程序中,办案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罪责的认定仅具有程序内的初步意义,对外并不产生有罪的法律效果[9],只有审判活动才能“确定刑罚权之有无及其大小”,最终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这一权力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应当说,将审判阶段作为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不仅符合审判的功能和价值定位,更是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的应有之义。
  然而,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则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场景——人民法院对侦查机关固定和搜集的证据照单全收,仅根据侦查阶段形成的各种笔录即可进行审判,而不再对原始证据进行直接审查;同时,人民法院对于侦查活动给予了高度的信任,对于审前阶段确认的案件事实基本不予以质疑,审判演变为对侦查结果的单纯确认。此种情况下,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便对起诉和审判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侦查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笔录、卷宗在刑事诉讼中实质上处于中心的地位,侦查程序成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中心环节,真正决定中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命运的程序不是审判程序,而是侦查程序,也即我们常说的“侦查中心主义”。
  侦查中心主义建立在对侦查机关高度信任以及对治罪效率强烈追求的基础之上,属于犯罪控制模式下的产物。诚如帕克教授所言:“犯罪控制模式正是将早期的行政性的事实认定阶段作为诉讼的中心。”[10]侦查中心主义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盛行具有深刻的机制和理念成因。一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将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界定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分段包干的流水作业式的线性关系打破诉讼本应固有的三方组合似的三角结构,迫使刑事诉讼丧失了对抗与判定的诉讼机制。而这种由控、辩、审三方形成的三方组合似的“三角结构”正是诉讼程序区别于行政管理程序“命令—服从”的特质之一,其本身建立在理性的逻辑和经验基础之上,构成了法院根本的“社会逻辑”之一[11]。而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为内容的颇具中国特色的互动性线性结构,本质上属于行政性程序的延伸,强调的是公、检、法三机关间配合和制约的互动性,具有强烈的追诉同质性和一体化趋向,不仅脱离了诉讼关于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对抗、司法至上等基本理念的要求,更以不分主次的配合和制约,忽略了审判在诉讼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12]。另一方面,对于实体真实以及诉讼效率强烈追求的精神和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相关制度,加剧了侦查中心主义的形成。长久以来,我国的刑事司法模式就将追求实质真实、查明案件真相作为其根本使命,并以犯罪控制效益作为评价的基本标准[13]。而侦查中心主义的首要价值就在于其高效的治罪效率。审判阶段对于侦查阶段形成的各种证据材料的直接使用,避免了因对原始证据进行直接审查而造成的诉讼迟延,极大地提高了法庭审理的效率,有效地应对了当前司法资源有限的现状。与此同时,不合理的绩效考评制度将司法工作人员的奖惩、职业评价、职务晋升与片面的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和定罪率等指标相挂钩,在趋利避害的自然法则的驱使下,侦查和起诉机关不得不以治罪目标为导向,并在后续的诉讼活动中积极寻求起诉和定罪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国的审前程序,特别是侦查程序打上了浓厚的“行政治罪”的超职权主义色彩。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笔者无意否定侦查中心主义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形下对有效地揭露和打击犯罪、保障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然而,侦查中心主义的弊端却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侦查中心主义使得审判演变为对侦查成果的单方确认,诉讼本应具备的兼听、辩论和质疑精神不复存在,庭审无法对侦查和起诉的有效性作出评判,从而增加了错判的风险,加大了冤假错案形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侦查中心主义对于诉讼经济和司法效率的追求导致审前羁押成为常态,逮捕措施的频繁适用使得我国的刑事逮捕率居高不下[14],逮捕作为程序性的强制措施存在着严重的实体化倾向,逮捕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演变为“定罪的预演和刑罚的预支”[15],一旦被追诉人予以逮捕,就难逃被起诉、被定罪的宿命。
  三、“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下的法庭审理内容
  在“以侦查为中心”的流水线作业诉讼结构的影响下,法庭审理的具体内容势必是“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一方面,在流水线作业的工序之上,公、检、法三机关之间传递的就是由侦查机关制作的各种案卷,这些案卷不仅成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主要依据,更成为法院作出判决的基础;另一方面,在由证据材料形成的案卷之中,笔录构成了各种证据材料的基本表现形式,法官对于证据的审查判断演变为对各种笔录,如询问笔录、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询问笔录等的审查判断。因此,在中国的刑事审判中实际存在着一种“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裁判模式,即我国的刑事法官普遍通过阅读公诉机关移送的案卷笔录来看开展庭前准备活动,对案卷笔录的证据能力也不做任何实质性审查;对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言词证据,普遍通过宣读审前笔录的方式进行法庭调查,控辩双方无法充分立证、问证和辩论;法院在判决书中甚至普遍援引侦查人员所制作的案卷笔录作为判决的基础[16]。
  “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法庭审理模式将法院的裁判建立在带有传闻性质的笔录之上,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司法裁判的效率[17],却违背了司法的本质属性,增加了误判的可能。首先,就事实认定而言,审判的本质属性在于其亲历性和直接性,即法官应当亲自接触和审查证据,在直接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裁判;法官据以作出裁判的依据应当尽可能地以原始证据为准,不得假借证据的替代品而取代原始证据。亲历性和直接性的要求,使得事实认定的法官能够直接感知实物证据载体所承载的丰富信息,以及言词证据做出者的语调、表情,为法官自由心证的形成提供合理性的前提和基础。其次,就笔录这一证据形式的属性而言,其本身属于一种“传闻”,笔录所要直接证明的并不是案件事实本身,而是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在审前阶段曾经作过关于案件事实的某种陈述。根据英美法上的传闻证据规则,传闻证据一般不具有证据能力。其本身是不可采的。[18]英美证据法之所以限制传闻证据进入庭审,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传闻证据的使用剥夺了被追诉人于事实审理者面前对当庭宣誓的陈述者进行交叉询问的权利[19],其本身具有不可靠性。而在我国,笔录证据作为取证人员对直接人证提供情况的一种固定和转述,不可避免地会被加工、过滤,甚至歪曲,进而片面地承载陈述信息,贴上了取证人员的主观色彩的标签。再次,美国著名法学家贝勒斯曾说过:“法律程序的内在目的就在于查明真相和解决争议。”[20]庭审作为查明案件事实的主要场域,恰恰通过事实调查和证据核验的方法使得这一目的得以实现。然而,无论是事实调查还是证据核验,法庭确定事实的基本方法都在于质证方法[21],即控辩双方在充分举证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针对证据的相关属性展开质疑、说明和辩驳,最为典型的就是对人证的交叉询问规则。而以宣读案卷笔录之方式进行的法庭调查,变相剥夺了被告人对质诘问和辩论的权利;将判决的基础建立在案卷笔录这类无法质证的“死的信息”的基础之上,违反了诉讼证明规律,背离了法律的正当程序以及程序正义的相关要求。此外,根据证据裁判原则,诉讼中事实认定的依据只能是证据,没有证据便不得认定事实。然而,就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说,除“勘验检查”明确为“笔录”之外,其他法定证据都不以笔录为基本表现形式,就这一点而言,将询问笔录、讯问笔录等所谓的“笔录证据”作为证据的种类实乃缺乏合法化之依据。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法庭审理模式不仅是“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构造的必然结果,更强化了侦查阶段在诉讼中的中心地位。在此种裁判模式的影响下,侦查程序通过案卷笔录对审判程序施以绝对的影响,法庭审判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侦查结论的二次确认过程,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决定性作用”不复存在,为冤错案件的发生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诚然,为革除“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弊端,2012年《刑事诉讼法》采取了多样的组合拳措施,在恢复“全案卷宗移送制度”的同时,完善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明确了特定情形下的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等等。然而,在笔者看来,我国刑事诉讼法粗线条勾勒似的立法模式与消解庭审虚化的改革目标还相差甚远。一方面,我国目前的法庭操作还比较简单、粗糙,未实现庭审调查规则的技术化和精密化,相关刑事法律也并未确立大陆法系国家的直接言词原则或英美法系国家的传闻证据规则,侦查卷宗等书面证据材料充斥庭审的局面未有改观,侦查证据和审判证据的联系难以有效切断;另一方面,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本身尚存在诸多缺陷。如证人应当出庭的条件规定过于严苛,证人出庭的保护制度及经济补偿制度不够完善,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程序性后果尚未明确,特别是将关键证人出庭与否的决定权完全赋予了人民法院,于是庭审的过程延续着这样的一个路径:控方念书面证人证言;法官问被告人同意这些内容与否?被告人说不同意,要求对质;法院说依据法律规定,没有必要。应当说,正是这种立法上的冲突和缺陷加剧了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的司法困境。
  四、司法运作上的行政化模式
  司法与行政作为执行法律的个别化的或具体化的行为,统一于广义的执法活动中。然而,司法权作为一种判断权,要求其本身具有独立性、中立性和交涉性等特征,即保障司法机关在进行司法活动时只服从于法律和自己的内心,而不屈从于上级机关、行政机关等的不当干涉,保证其能够居中裁判、不偏不倚,客观地将裁决建立在诉辩双方的协商、交涉和辩论之上,进而实现诉讼结果的公正性。与之相对,行政权作为一种处理权,强调的是在运行上严格遵循“上命下从”、“命令—服从”的决策模式,并将行政决定的作出建立在行政机关的单方意志之上,以实现对于效率和秩序的价值追求。因此,作为国家权力的不同组成部分,司法和行政在性质、目标以及运作方式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别。
  反观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现状,“司法运作上的行政化”模式或倾向普遍存在着,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审判委员会越俎代庖,合议审理被虚置。
  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在法庭审判中,合议庭是法院审理案件的基本组织形式。然而,在审判的司法实践中,以庭长、院长以及资深审判员为组成人员的审判委员会在部分案件中却成为事实上的审判主体,并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享有最终的决定权。[22]审判委员会作为庭外审判组织,其组成人员并未亲自参与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其决定的作出建立在主审法官的案情汇报和法庭审理的记录之上,本质上属于一种间接审理,有悖于建立在以直接审理方为保障的亲历性事实认定机制,有悖于建立在交涉性基础之上的司法裁判规律,有悖于个体化的司法理性和司法责任。因此,有学者将审判委员会定案制度形象地表述为一种不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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