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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部法学评论》
刑事法律诊所学生出庭资格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英文标题】 Comparative Study on Defense-in-court Qualification for Students from Criminal Law Clinics and Its Implication
【作者】 芦雅芹【作者单位】 兰州财经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刑事法律;诊所学生;出庭资格;刑事法律援助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2
【页码】 117
【摘要】

目前我国法律诊所教学模式正在快速的推广开来,诊所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诊所学生在法律界所担当的角色也正在不断加重,而我国法律规定中尚未有任何关于诊所学生出庭资格的相关制度,这使得诊所学生的问题成为法律界与法学教育界一个重点关注的问题。有关诊所学生出庭资格问题的研究,目前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是美国,其诊所学生出庭资格的实践研究对我国本课题的确定与解决具有可借鉴价值。本文首先对我国诊所学生出庭资格的情况及面临问题进行了基本论述,其次对国内外诊所学生出庭资格所做的尝试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明确不同尝试方案的优势与不足,最后提出我国适用的学生出庭资格相关建议。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4579    
  诊所学生的概念最早提出是由美国高等法学院提出的,其起源是在教育模式上对医学院诊所教育模式的借鉴,建立法律诊所能够使学生将理论内容与实践运用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学生拥有更强的实践能力,能够更好的利用法律知识处理法律问题,进而提升其法律执业水平,使学生能够尽快融入今后的工作[1]。然而,法学教育与法律体系存在着明显的界限,法学教育体系中的结构如果没有法律体系的支撑,依然无法正常有效的运转,因此诊所学生的出庭资格问题就成为法学教育与法律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一、国内诊所学生出庭资格及面临问题
  (一)国内诊所学生出庭资格
  自法律诊所教学模式开启之后,诊所学生这一名词就作为法学教育专用名词而存在,并且开始在法学教育界扩大影响,同时也将这种教育模式推广开来。目前我国的法律教育界对这一概念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诊所学生在实际的法律诊所事务中也逐步担任起重要的职责,就目前来说,我国诊所学生的主要职责和职能仍然以基本的法律援助为主,而且所涉及的范围也仅仅局限于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因此从刑事法律诊所视野来看,诊所学生目前是不具备出庭资格的[2]。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较大的问题,即:刑事法律诊所学生在刑事诉讼中只拥有出庭前的法律援助资格,却不能在法庭上出庭;由于没有出庭资格,当前我国的法律诊所学生在刑事诉讼事件中无法为当事人提供完整的法律援助,而是终止于开庭之前。
  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没有赋予诊所学生在刑事诉讼中的出庭资格,使得其为当事人提供的法律援助不具完整性,极大的制约着学生在法律诊所中接受法律教育和实践的效果,更成为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不利影响因素。根据我国针对诊所学生的相关法律规定,没有明确赋予诊所学生在刑事诉讼中的出庭资格,作为一个需要法律制定作为有力支撑的事务,诊所学生的出庭资格在当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无法实现。
  (二)国内诊所学生出庭资格面临的问题
  美国作为诊所学生这一概念最早出现的国家,其诊所学生的相关法律体系已经得到完善,并逐步建立起健全的法律体系,是其它国家开发和实践法律诊所教育模式的重要借鉴[3]。然而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诊所学生出庭资格所面临的问题是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前提。自本世纪初,我国开始实施法律诊所教学模式以来,国内各高校法学院都投入到积极参与的状态中。截止2015年底,我国开设法律诊所课程的法学院数量超过175个,学生人数约两万人,这一人数规模对于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而言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而要使这股强大的力量得以有效发挥,就必然要考虑刑事诉讼中的学生出庭资格问题。
  目前我国诊所学生出庭资格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诊所学生未在《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出庭辩护主体范围内;二是诊所学生不属于《法律援助条例》及《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中规定的为刑事辩护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范围。
  首先,根据《刑事诉讼法》对出庭辩护主体范围的规定,明确只有四类主体可执行出庭辩护职能,这四类出庭辩护主体分别是律师、人民团体推荐者、被告方所属单位推荐者、被告人监护人与亲友[4]。
  其次,根据《法律援助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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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对可提供刑事辩护法律援助的主体范围规定,明确仅仅是执业律师拥有刑事辩护法律援助的法律职能[5]。
  随着我国法律诊所教育模式的不断推广,诊所学生规模不断扩大,作为我国法律援助重要资源组成部分,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与资格有了更强的法律赋予需求。然而由于对诊所学生在刑事诉讼中的出庭提供法律援助的资格,学界观点不一,因此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相关法律也未做出相应的修订,使得诊所学生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职能处于尴尬地位。
  二、国内诊所学生出庭资格赋予的可行性
  目前我国对诊所学生出庭资格存在的疑虑之处主要集中于对其法律援助质量的质疑。虽然诊所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并应用法律知识,然而由于刑事安全的复杂性,其涉及的法律援助要求、操作要求等都较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有了极大的提高,法律界的专业人士及实务界人士认为学生们尚未拥有完全独立的操作、调查、辩护刑事诉讼案件能力,因此赋予其刑事诉讼出庭资格较为不妥。然而,美国在诊所学生出庭资格方面的成功经验已经足以说明赋予其有效的出庭资格是具有较大的可行性的。我国诊所学生出庭资格赋予的可行性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美国已取得良好的实践效果
  针对我国业内人士对诊所学生出庭资格的置疑,笔者有个人的观点,诊所学生在刑事案件中的出庭资格合法化,已经在美国得到良好的实践成果,美国诊所学生在刑事诉讼中的出庭辩护也表现出的优秀的出庭辩护能力,这说明刑事诉讼虽然复杂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但其辩护基础是相同的,即将法律条款应用于法庭辩护中,以法律为基础的法律援助服务具有相同的性质,因此对于诊所学生而言,实现刑事诉讼的出庭辩护是具有较大可行性的[6]。美国诊所学生正式在刑事诉讼中出庭辩护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自诊所学生开始出庭辩护之后,就先后出现了诸多较为成功的辩护案例,诊所学生在法庭上的优秀表现不仅为其当事人提供了非常全面与完善的法律援助,更使得诊所学生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诊所学生提出刑事诉讼并获得诉讼成功的案例,是耶鲁大学法学院诊所学生完成的,以其指导教师Harold Koh为领导,诊所学生们独立发起了对美国政府的诉讼,目标是维护被囚禁的海地难民的人权,这一举动不仅获得了一些公益律师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有部分商业律师事务所参与其中,诉讼最终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美国诊所学生成功参与刑事诉讼出庭辩护的大量事实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诊所学生在接受了大量的法律理论教育,并通过了较多的实践学习后,已经拥有了对刑事诉讼案件的出庭辩护能力,赋予其出庭资格仅仅是给予其实践的机会,使诊所学生的刑事辩护能力能够更加完善,因此以目前我国法律诊所十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也已经与美国一样拥有了赋予学生出庭资格的条件。
  (二)诊所学生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相契合
  法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社会科学,在我国目前的教学体系中,进入法律诊所学习的学生最低学历也是经过了三年本科学习的学生,其理论学习水平已经完全能够满足出庭辩护的条件,诊所学生急需进行专业性的实践,通过对专业知识的应用,提升处理实际问题的操作技能。许多有志于从事刑事法律工作的学生,对操作真实刑事案件,提升自身解决实际能力的平台有极大的需求。另一方面,刑事法律援助这个概念应该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从援助的角度出发,目前我国律师的生存压力比较大,部分指派律师对法律援助案件并不十分积极主动投入,其援助的质量值得商榷;从受援助的角度而言,社会经济不够发达,我国的法律援助资金极为短缺,社会的需求量日益增大,而能够获得法律援助的人却相对比较少,供需矛盾突出。
  因此,在社会的需求与诊所学生的需求方面存在一个契合点,这个契合点恰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诊所学生的特殊性也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有力帮助。诊所学生刚好可以弥补法律援助人员短缺的问题。国内法律诊所教育已经对学生的法律援助知识与职业资格进行了重点培训,诊所学生已经基本掌握了包括刑事出庭辩护需要的基本刑事法律知识,同时通过实践学习也已经拥有了出庭辩护的心智水平,作为一个注重理论教育的国家,虽然作为诊所学生尚未拥有正式的职业律师身份,但从其综合法律素质上看,已经能够满足刑事法律援助的全面要求。
  另外,诊所学生的指导教师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学生的法律援助质量,根据我国各大院校法学院法律诊所指导教师的调查可知,当前法律诊所的指导教师都拥有着非常高的法律执业资格,有的是资深执业律师,也有的是法学研究方面的知名专家,这些指导教师的先决条件为诊所学生提供了高水平的质量保障。
  这些客观条件都为我国诊所学生法律援助质量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经过了大量的法律援助实践之后,诊所学生拥有了较强的实践经验,能够为其刑事诉讼中的出庭辩护提供宝贵的经验,从而使其完整的法律援助质量更有保障,能够满足出庭辩护的基本条件。
  三、国内外诊所学生出庭资格操作尝试
  (一)国内诊所学生出庭资格操作尝试
  自我国法律诊所教育出现以来,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教育模式不断完善,教育效果不断优化,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在法律界及法学教育界所受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因此对于诊所学生在刑事诉讼中的出庭资格问题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做出了不断的尝试。我国对诊所学生出庭资格操作主要有三种形式,这与我国诊所学生出庭资格现状具有一定的匹配性,但也存在着某些不足,现对这三种操作模式作出如下分析:
  1.学生以助手身份出庭。这种模式是将诊所学生作为律师或其指导教师的助手,并以此身份进入法庭提供对当事人的法律援助任务。在这种模式下,大部分诊所学生都能够依赖于指导教师或合作律师的合法出庭辩护身份来为其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但由于没有辩护资格,诊所学生只能作为旁听者参与庭审过程,却无法真正意义上参与出庭辩护工作。这种模式中诊所学生的身份及出庭地位是非常明确的,即出庭辩护律师的助手,不允许其在辩护席上参与辩护,所以其辩护权不能履行,而是仍然以合作律师或指导教师为辩护主体[7]。因此这种模式虽然较易于实施,但学生出庭资格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学生仍然无法真正参与到出庭辩护中,所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学生不具备出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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