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当代传媒的政治性及其法律规制
【英文标题】 On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Contemporary Media and Its Legal Regulation
【作者】 陈柏峰【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分类】 文教卫生管理法【中文关键词】 传媒;政治性;法律规制;法治
【英文关键词】 Media; Political Nature; Legal Regulation; the Rule of Law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3
【页码】 118
【摘要】 传媒的中立性和公共性,是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种理想预设。然而,传媒的政治性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它不会因为自由主义理论而不存在,也不会因为一些媒体人和社会不承认它而不存在。互联网虽然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实。当前中国传媒在“党的喉舌”之外,生发出了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性。传媒及其从业人员、活跃其中的群体和利益集团,通过舆论议程设置,引导人们关注特定的公共事件,将政治意图和政治诉求嵌入具体的治理问题之中。目前的传媒规制体系存在诸多缺陷,为此需要完善法律制度,将传媒的政治性纳入法律规制,以法治的方式维持其良好运转,使其表现为人民性。此外,应当保障传媒的权利,并为其行使设置底线,保障公众的表达权利和被听到的权利,同时改进管理模式,发挥国有传媒的正面引导作用,建设传媒行业伦理。
【英文摘要】 The neutrality and publicity of the media is an ideal presupposition of liberalism. However,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the media is an inescapable reality and it is impossible that the media does not exist because of the liberal theory, nor does it exist because some media people and societies do not recognize it. Though the internet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it did not fundamentally change this reality. Currently, besides the function of “the mouthpieces of the Party”, the media in China develops a political nature “depoliticized”. Media, its practitioners, active groups and interest groups lead people to focus on specific public events, and so embed political intentions and political aspirations in specific governance issues by setting public agenda. There are many defects in current media regulation system, and this urges us to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and take the politics into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media. So we should guarantee media rights, set boundaries and protect the public right of expression and the right to be heard.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improve the mode of management, play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state-owned media and construct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of medi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4638    
  
  当前,中国传媒业的发展欣欣向荣,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在市场化条件下如鱼得水,而新型媒体如互联网、自媒体微博、微信等更是蓬勃发展。传媒在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社会热点问题的议程设置、进程引导、事件分析、方案探寻等多方面都处于引领性位置,其对公共事件的介入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与此同时,有不少传媒和传媒人不断宣称传媒的中立性和公共性,将传媒权力比喻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声明其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对公共事件的介入、对政府和企业的监督,都秉持着客观中立的立场。
  然而,传媒公共性问题的复杂性超出想象。从理论上看,传媒的公共性源自社会契约论的预设;从现实来看,近代以来传媒的公共性是在与封建王权的斗争中逐渐获得的,它局限于资产阶级内部。与传媒公共性的预设不同,传媒的政治性和商业性贯穿了传媒的发展史,并对传媒的公共性构成了巨大挑战。本文将在梳理理论和实践历史的基础上,分析当前中国传媒的政治性及其公共性的重建。[1]就政治性而言,传媒是政治力量追求政治利益、实现政治目标、宣扬政治价值的场域和工具,传媒不可能脱离政治而独立运转。政治性从来都是传媒的重要特性,今天中国的传媒也不例外。承认并有效约束传媒的政治性,是重建传媒公共性和确保其人民性的基础,也是从政治、法律、职业伦理等多方面对传媒进行规制的必要条件。
  一、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关于传媒公共性的预设
  传媒的公共性,与传媒在公共领域中的职能密切相关。现代意义上的传媒,是近代社会公共领域发展、转变的产物,也是公共领域的重要构成部分。公共领域是指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在其中自由言论,不受非法、任意的干涉,“它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2]公共领域隐藏了一种民主理论和视角,它被假定为实现民主的重要渠道,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公共领域中,对公共事务自由发表意见、交流看法是公众的基本权利。资产阶级革命早期,这种权利在小规模的咖啡馆、图书馆、大学等场所实现,后来则主要通过传媒来实现。具体的媒介形式先是报纸、杂志、出版物,在媒介创新之后则是广播、电视,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则是互联网及各种网络通讯工具。公众从传媒获取真相,在传媒上表达意见,以协助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3]这是公共领域的理想型。
  法制与社会发展
  当代传媒的政治性及其法律规制
  公共领域以及传媒在其中的功能和作用,主要立基于自由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为传媒在公共领域中的功能提供了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的理论基础。自由主义从自然状态出发,以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为前提,以社会契约论来构建政治秩序的正当性,人们订立社会契约来建立政府以保护个人利益,维护社会秩序。自由主义理论强调个人权利本位,政府权力是人民权利的让渡。因此,政府权力受到限制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政府不能任意非法侵犯个人的言论自由。舆论是人民监督政府的重要方式,传媒则是舆论的主要表达渠道。在传媒的自由主义理论谱系中,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思想起到了奠基作用,后来在弥尔顿、密尔、杰斐逊等人的努力下,最终形成了“观念自由市场”的理论雏形。
  从弥尔顿等人的思想出发,在当代形成了“观念自由市场”理论:一切人都能自由表达意见,自由竞争和自由选择可以使正确的意见得到最终承认。因为理性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虽然公民个人在运用理性的时候可能会犯错误,虚假思想可能会取得暂时性胜利,但是真理会吸引更多的支持力量,通过自我修正过程达到最终胜利,大多数人作为一个整体最后必然可以作出正确的决定。[4]为了推动这个过程,需要让社会成员接受教育,了解社会信息。而传媒是信息传播的载体和意见表达的平台,在公共领域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其应当自由中立。传媒权力从而被称为除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传媒权力是保障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基础,其可以对国家机器和民主进程行使批判和监督功能;此外,它还是社会公众行使包括知情权、表达权等在内的言论自由权的体现和必要保障。
  中国虽然不接受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但也面临着自由主义传媒理论的压力,学者讨论问题时常常将之作为隐含前提。有学者将传媒对公权力的监督当作法治文明最典型的特点,认为舆论监督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舆论监督是法治政府的职责。[5]也有学者认为,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实质是公民的社会权利与国家的司法权力之间的关系,由于权力来源于权利,当权利和权力发生冲突时,权力应当让步于权利,因此司法对传媒要宽容,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6]在热点事件中,公权力对传媒的议程设置以及对公共舆论质疑的消极回应,容易被认为是一种“抵抗”策略,甚至顺应民意诉求的政府行动也被认为是“表面上的”,其实质被认为是公权力对法治进程的抗拒与阻碍。[7]这些观点都显示了自由主义传媒理论在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现实影响力。
  二、当代传媒“去政治化”的政治性
  资产阶级在与封建王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之后,传媒获得了独立性,传媒的公共性成为可能。在实践中,以传媒作为重要构成要素的公共领域在多大程度上是公共的?传媒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公共性?其实,传媒公共性的理想,自始至终都受到了传媒政治性的制约。
  资产阶级革命后,欧美各国逐渐确立了议会民主制和多党竞争选举体制,其传媒的发展也经历了“政党报刊”为主的阶段,因而具有直接的强政治性。不同党派创办或控制报刊,将其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宣传政见、争取舆论、激烈论战。例如,在美国建国初期,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和以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共和派,都有各自党派的报纸,以服务各自的政党利益。后来,美国的政治力量出现分化,联邦党人逐渐衰落瓦解,民主共和派分化为民主党和辉格党(共和党的前身),新的党派又有各自的报刊,原有的报刊在新的角逐中也重新站队,形成了新的对峙局面。[8]政党控制报刊的方式各异,时间也有所不同,一些甚至沿袭到了现代。
  “党报时期”之后,是自由报刊时期,又称商业报刊时期。在这一时期,传媒的发展延伸到了广播电视领域,政党不再直接控制媒体。在该时期,大量传媒企业互相竞争和兼并,最终出现了具有跨国垄断性质的报业集团,在广播电视、网络兴起后又发展成为大型传媒集团。美国时代华纳、法国维旺迪环球、德国贝塔斯曼、美国新闻集团都是当今世界的巨型传媒集团。无论是自由报刊,还是巨型传媒集团,都以赚取市场利益为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化的传媒就不具有政治性。虽然传媒宣称客观性,但在实质上,所谓客观性兴起的过程“是西方由私人资本所掌控的商业化新闻媒体在替代狭隘的资产阶级党派新闻的过程中把激进的、并已开始培育工人阶级意识的劳工新闻边缘化,把资本的利益当作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主流价值和统治意识形态转化为不需对其‘客观’、‘中立’与‘平衡’的‘社会共识’的过程”。[9]
  传媒在市场条件下运作,有其自身独立的利益,因而其也是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在此逻辑的支配下,传媒必然会产生出影响其公共性的取向: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求,传媒经常与国家、政治集团或其他利益群体达成妥协。[10]因此传媒并不是一般的工商企业,而是同政治密切相关的行业。资本势力为了控制经济就必然要求控制政治,要求控制政治就要控制舆论工具。曾任白宫记者团团长的海伦曾说:“白宫任何一届政府都说他们从来没有试图去操纵新闻,对此我毫不相信。”[11]她认为,历届美国总统都通过各种方法对传媒进行新闻管制、新闻操控,阻止人们获得真相。[12]尤其是当总统及其政府要制定某种政策并需要面对公众的评判时,更有操控新闻的必要。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号称独立、客观的美国重要媒体在战争发起之前和初期从未对小布什总统的决策提出过异议和质疑。政治活动需要通过传媒来宣传,政治造势也需要通过传媒来实现。控制了传媒,资本才能根据自身需要为政治政策与经济政策作宣传、造舆论,压制和排斥任何损害其政治经济利益的言论和思想。
  当现代传媒发展到传媒垄断阶段之后,其自身也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政治能力。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传媒可以防止或抵御政府和其它权势集团的压力。传媒报道因其设置议程能力的提高,甚至可以对政治过程施加很大影响。例如美国著名的“水门事件”,《华盛顿邮报》在事件初期就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事件的发展更是离不开传媒的跟踪和追问。传媒垄断的现状导致少数富人拥有媒体,其控制了大众接收的信息,这本身便是一种巨大的权力。“随着大众媒介自身成为巨大的、经济实力强大的机构,它们成为政治科学家赖特·米尔斯所称的‘权力精英’,属于民主社会的统治阶级。权力不仅存在于金钱和军队中,它也存在于信息里。”[13]在西方国家,新兴资产阶级凭借优势地位控制传媒,因而以传媒为媒介的公共领域也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其为资产阶级利益群体表达意见、讨论时政、表达政治诉求、误导劳动人民提供了广阔的公共空间。
  在社会主义国家,传媒的政治性同样凸显。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就发布了《关于出版的法令》,对通过报刊从事反革命宣传的资产阶级报刊进行了惩罚,并关闭了所有资产阶级报刊。列宁认为,当时俄国的大报纸都是资产阶级的,因此为了人民的利益,就要反对资产阶级报纸,把所有的纸张和印刷所拿来公平分配。他指出:“出版自由就是使报刊摆脱资本的压迫,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财产,让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的公民团体都享有使用相应数量的纸张和相应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同等权利。”[14]在斯大林掌握苏联最高权力以后,其以保密的名义实行新闻审查,传媒的主要作用被定位于宣传鼓动和组织群众,以事实的政治意义作为新闻传播的首要标准。此后,逐渐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一元化领导的各级各类传媒的基本格局。
  新中国的新闻体制在理论上主要受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在实践上一方面受到苏联新闻实践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20世纪30-40年代共产党报刊实践的影响。[15]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的定位,均突出了政治性和人民性。毛泽东曾说:“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16]媒体的主要功能是传达党的指示和号令,宣传教育、动员组织群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7]中央和各级党委宣传部统管传媒工作,因此,传媒是作为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对传媒的领导和管理主要依靠党的工作手段,即思想政治、组织人事和纪律约束。新闻工作者不能像西方媒体记者那样,自称为“无冕之王”,而是如同各级干部一样自称为公仆,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公仆。传媒被要求“做党的喉舌,发出人民心声”。
  改革开放以后,新闻传播体制虽然出现了一些变化,市场化、商业性媒体在中国蓬勃发展,但“党的喉舌”传统依然有所保持,政治性和人民性仍然是主流媒体的宗旨和要求。直到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舆论宣传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8]西方学界以及受其影响的中国学者讨论当代中国传媒的政治性,往往习惯于批判国家对传媒的管制,强调言论自由,批判“喉舌”传统,学者们普遍认为媒体审查的目的是维护政权的稳定。[19]与此同时,媒体市场化带来的政治性问题却被长期忽略。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市场化媒体”,并非没有政治诉求,相反,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群体活跃于其中,其政治诉求的表达也时而清晰,时而隐晦,一种不同于党政主流的政治性在传媒中逐渐发展。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全球互联网进入商用以来,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设施,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当代中国的传媒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互联网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它并没有改变传媒的政治性特征。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越来越成为人们进行社会联系和社会交流的媒介。由于互联网的交互性、脱域性、非中心化、去权威化等特征,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直接发表意见、表达诉求,而不用再通过精英来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就技术层面而言,国家、社会强势群体或统治阶级很难隐瞒基本事实,也很难从技术上禁止人们发声;人们互相之间的交流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互联网技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较为理想的商谈情境。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一个真正意义上民主、平等参与、自由讨论的社会成为可能。
  然而,现实并没有完全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由于各种缺陷的存在,互联网时代的民主政治存在着各种问题,这为在新条件下传媒政治性的凸显奠定了基础。第一,由于互联网上的民众缺乏组织性,也没有形成组织结构,不能作为一种独立力量沿着正式的组织体制参与政治过程,而只是零散地传播信息,表达政治诉求,其作用较为有限,其诉求也很容易被淹没在互联网的信息海洋之中。第二,由于在文化素质、投入时间和精力等方面的差异,网民们会与现实世界一样产生分化;又由于网络传播的内在特性,其中影响力更大者很容易绑架广大网民的意见,广大网民也很容易被各种政治力量所利用。第三,由于网络交流的非理性因素,使得理性讨论更为困难。网络上除了有真实、有效的信息外,还会掺杂许多无效、虚假甚至恶意的信息。受情感、情绪因素的影响,网民并不会甚至不愿去追究信息的真实性,因此容易被失真的信息所左右,政治判断和评价就会发生偏差,甚至陷入民粹主义的陷阱中。
  在此背景下,传媒的政治性会更为隐蔽,传媒的政治控制技术也会有新的发展,因而也更能混淆视听。有政治意图的人或利益集团在互联网中可以成为一个普通的信息形成者、传播者,他完全可以基于特定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主观目的,故意提供不真实、不客观的信息,其目的就在于误导公众。比如,在“庆安枪击事件”中,少数利益集团将嫌疑人美化为无辜访民,攻击党和政府,攻击司法制度。[20]这种做法甚至有国际化的趋势,在国际竞争中,媒体常常被用作打击对手的工具,如西方媒体广泛存在的对中国所进行的歪曲报道甚至恶意攻击的现象。在西方民主制度下,被煽动起来的公众情绪,常常让领导人在强烈的公众情绪面前无法保持正确的方向,从而作出错误的决策。这种情形在当下中国也日趋显现,例如“唐慧案”中的舆论干预司法。[21]此外,传统的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也不断向互联网进军,目前几乎所有的报刊、电视都有了自己的互联网窗口,传统的传媒集团也凭借强大的财力在互联网中创办新的媒体。它们将现实社会中强大的影响力带入互联网,从而在互联网条件下继续左右国内乃至跨国的公共决策,为利益集团谋取政治利益。
  三、当前中国传媒政治性的考察
  (一)伴生于市场化的传媒政治性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传媒业也开始了渐进的市场化改革,媒体日益成为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机构。传媒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事业单位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过度阶段,二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业化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对传媒所进行的行政管理手段逐渐被摈弃,传媒的经济内涵逐渐在宣传功能之外得到发展。在第二阶段,传媒的市场化步伐明显加快,传媒行业在整体上呈现出市场化的局面。许多过去的机关报成为“创收”大户,广告成为传媒的主要收入来源;在互联网兴起之后跨媒体经营得到发展,传媒集团的跨区域办报现象也不断出现。
  目前,中国有2000多家公开发行的报纸、9000多份杂志、1700多个电台频率、1100多个电视频道、1000多家广播电视台、两家通讯社,另有大量的网站,这些传媒大多数是国有或被国家控股。这些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等,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党委和政府直接创办并管理的官方媒体;二是有关行业或部门创办并管理的行业或部门媒体;三是企业创办和经营的商业媒体。经过市场化改革后,行业、部门媒体大多数已被商业化,官方媒体也有一些实行商业化运作的子媒体。这些媒体以运营目的为标准可分为两种,一是个别承担政治宣传职能的传媒,如《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各省市党委政府主办的电视台、日报;二是大多数以商业经营为目标、以商业利益为依归的传媒,主要包括各个城市的都市报、晚报,以及各大门户网站。在以商业经营为目标的传媒中,既有在传媒市场化以后兴起的私营媒体,以各大门户网站最为典型;也有市场化以后的国有控股传媒,主要是各类都市报;此外,在主要承担政治宣传职能的传媒中,也有不少含有商业运营成份的媒体,例如各省的卫视。
  传媒的市场化,国家最早算的是经济账,即可以从财政上卸掉一些包袱,让一些报刊到市场上挣钱上缴利润。但是,一旦传媒被市场化,其在新闻报道、凸显政治性方面就有了更大的空间。在推动公共参与、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推动社会民主进程、维护公共利益等方面,传媒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作用的发挥,与传媒对焦点事件的关注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传媒的有效参与,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就不可能被带入公众视野,因而也就成不了公共事件,事件背后的公共性、普遍性问题就挖掘不出来,公共利益也就无从凸显。然而,一旦人们对公共事件的关注依赖于传媒,传媒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便得以凸显,进而就可能有独立的政治利益、政治诉求,同时一些有特定政治倾向和政治诉求的社会群体也可能聚集在传媒平台上,传媒的政治性由此表现出来。它以“新闻专业主义”为理论支撑点。[22] “新闻专业主义”基于对传媒从属于政治目标传统实践的批判,进而提出传媒独立性的诉求。“国家”、“政府”、“政党”等被视为是外在于社会公众,与公众利益相对立的,而传媒则被预设为社会公众的天然代表,公权力对传媒活动的限制被视为民主发展的障碍。摆脱公权力的限制而获得独立的传媒,被预设为更客观、更真实。“新闻专业主义”最终的目标,是使得被资本力量附身的传媒机构获得独立性。
  传媒及其从业人员、活跃其中的知识分子、有特定诉求的利益集团,可以运用传媒进行议程设置,引导人们关注特定的事件,制造特定的舆论。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网民素质良莠不齐,网络交流的非理性特征凸显。由于执政党非常关注社会舆论,那么其就容易被特定利益集团利用网络舆论设置的议程牵制,从而可能在作出决策时受到影响。因此,在传统社会主义传媒表现为“党的喉舌”的政治性之外,传媒还可能生发出另外一种以“去政治化”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性。汪晖曾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伴随着当代世界的“去政治化”,“通过新的、政治性的安排置于‘去政治化’表象之中,新的社会不平等被‘自然化’了”。[23]从表面上看,传媒议程中的公共事件都是些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是民众较为关心的问题,似乎是去政治化或非政治性的;然而,从本质上看,这些问题的背后却有着某种政治意图,被媒体所推动的一连串公共事件可能按照某种政治路线图实施,其中包含着特定的政治诉求。
  (二)传统政治性的运作规律
  传媒为实现其政治意图,在新闻炒作上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第一波推动往往是针对某个或某类事件形成调查报告。具体事件需要精心选择,要能够抓住受众的“眼球”,调动受众某一方面的情绪;调研报告并非完全客观,而是用看似客观的事件、材料和数据来引导受众的思维;调研报告一般不会作假,但可能只引用支持传媒意图表达的材料和数据,而对相反的材料和数据轻描淡写地带过,甚至是置若罔闻。仅仅有调研报告还不行,还需要有进一步的第二波推动,那就是带动受众进入公共讨论环节,这主要通过评论来完成。评论不是随意的,而是由特定的写手完成,写手中有著名的传媒人、律师和学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认同传媒所持有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意图。这些评论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受众,将受众对公共事件的思考引到传媒试图导向的轨道上去。这些评论最终指向第三波推动,就是要推动公共政策的变化。这种公共政策的变化,可能在政治或经济上有利于特定利益群体,但其推动公共政策的方式却有损于政府的信誉和执政党的合法性。
  在西方传媒中,类似于中国传媒写手的人群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是依赖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思考,用言论关怀的方式来介入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在西方本是中性甚至是褒义词,他们是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然而,在中国,对于参与传媒评论的这些人,人们很容易发现其基本的言论立场就是反对,而不论是非曲直;其基本结论最终往往是政府失德、无信、作恶,而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不分个别和一般;他们甚至故意捏造、剪辑一些所谓的历史阴暗面、领袖人物丑闻,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24]因此,“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逐渐变成贬义词,通常被简称为“公知”。在推动公共事件的过程中,一些传媒与“公知”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传媒利用公知的专家和名人身份来增强其权威性,“公知”则利用传媒的平台和影响力扩大影响。因此,伴随着传媒的市场化,公知群体也迅速崛起,成为活跃在传媒、网络和自媒体上的著名人物。转型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为传媒以及附着于传媒之上的利益群体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在互联网和自媒体中,传媒的政治性表现得更为突出。例如,传媒和“公知”不断通过“学术”的方式搞历史虚无主义,以重写历史的旗号宣扬反动意识形态,以小历史的名义反对主导意识形态。网络上的演员、记者、学者、大V等,周围都聚集着大批的追随者和“粉丝”,这些追随者往往以维护政治领袖一样的心态来维护这些名人。此外,互联网和自媒体平台的管理者,往往凭借个人好恶来删帖、封号,他们实际上充当了已经被政治化了的传媒的新闻检察官。每当那些网络大V以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身份提出某个问题,设置舆论议题,各大门户网站、自媒体平台便在主页上力推,各路追随者便一拥而上进行支持,从而造成了一种民意汹涌的假象。在这种状况下,舆论并不是基于事实和常理,而是制造恐惧和恐慌。时至今日,各级政府对传媒、网络舆论唯恐避之不及,原因之一便在于此。
  另外,人们可以自由地使用门户网站、社交媒体,但在其中传播独立的思想却十分困难。在互联网舆论环境中,人们似乎只能选择成为“乌合之众”的一员,独立的思想可以表达,但其实很难被人听见。在市场化环境中,媒体、资本与某些利益集团可能结成同盟关系,从而对公共性构成了极大的压制。[25]作为另外一些政治力量的“喉舌”,一些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号召力可能超过作为“党的喉舌”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号召力,这种影响尤其反映在城市中产阶级群体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网络的试验性研究也表明,支持政府的网络言论比批评政府的言论更容易遭到屏蔽,而社交媒体对内容审查的力度不均,国企运营的社交网站尺度比私企严格,但最大的用户群体却属于私企。[26]一如汪晖所指出的:“在今天,压制公民言论自由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媒体权力也常常是压抑性的机制之一。”[27]在当前的环境中,人们很难进行真正有理性的公共讨论。传媒通过持续创造和设置议题,在互联网中逐渐成为日常政治的主导性力量。
  四、传媒政治性的规制现状
  目前中国的传媒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承担政治宣传职能的党报党刊及其网络载体,二是大多数以商业经营为目标的市场化传媒及互联网传媒,三是各种组织和个人借由微博、微信等平台形成的“自媒体”。目前,国家对不同类型传媒的规制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传统传媒的规制方式及问题
  对所有的党报党刊、市场化媒体和新媒体,宣传部门常用的规制方式是分级负责、内容管理。不同层级的宣传部门负责管理与之相对应层级的相关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根据媒体单位的性质和级别,中央、省、市、县各有其负责的具体传媒单位;在宣传部门内部,不同科室部门也负责联系、监督具体的传媒单位。宣传部门对媒体的具体管理,主要体现为“内容管理”,即在联系媒体单位,监督其运转的过程中,指示媒体单位如何开展宣传,具体包括哪些要宣传、哪些不能宣传、不同性质事件的宣传侧重点等内容。宣传部门长期坚持“宣传讲纪律”的理念,而“纪律”的落实,就体现在宣传口径的统一,并落脚于对内容的管理。
  当然,不同性质的媒体,宣传部门对其进行规制的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对党报党刊的规制,沿袭了“社会主义传统”,体现为对宣传工具的管理和运用。我国党报党刊一直被定位为政治宣传工具,用于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对党和国家的重大工作安排、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及讲话精神进行宣传,促使党员群众较快较好地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从而起到提升认知、统一认识、凝聚民心之功用。党刊党报直接受宣传部门领导,其本身就是宣传部门的重要构成部分。宣传部门对党报党刊的领导,也主要通过行政指令、思想政治、组织人事和纪律约束来实现。在具体工作中,宣传部门常常直接指示党报党刊如何宣传、如何评论;在重大事项的新闻发布和评论场合,则以指令“发通稿”的方式来贯彻方针与政策。与党报党刊作为宣传工具的管理和运用稍有不同,宣传部门对市场化媒体在政治性方面的规制往往是否定性的,即要求具体媒体不报道什么,不应该如何评论等。
  目前,上述管理和规制方式存在一些问题。随着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党报党刊的新闻和评论范围极广,宣传部门不可能面面俱到、事事顾及,对所有新闻事件下达直接指令;在此背景下,在宣传部门的指令所未触及的地方,一些新闻从业人员就可能按照其它诉求编辑新闻、发表评论,从而表现出另外一种政治性。此种情况,中央领导已经有所注意,并在思想政治层面上进行了回应。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要求“党媒姓党”,强调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24638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