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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科学、民主、人权、法治”的中国之路探索与理论精髓
【副标题】 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中国化六十年
【英文标题】 Research About Development Of Science,Democracy,Human Rights&Rule of Law In China And Their Theorectical Quintessence
【作者】 孙国华 龚刚强【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科学 民主 人权 法治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10
【页码】 1
【摘要】

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政权与法的基本原理在中国社会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它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体现为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法制理论,第二个发展阶段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理论。共和国六十年的实践探索,围绕着科学、民主、人权、法治这些基本问题展开,最终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其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总结经验教训,我们要认真学习、正确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借鉴人类法学和法制经验的有益成果。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1893    
  马克思主义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其中有关国家政权与法的本质、功能、运作方式、发展规律等方面的内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它们在中国社会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中国化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中国化的过程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民族特征和深厚的社会实践基础。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民主政治和法制的革命、改革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它们集中体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著作、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重要法律之中,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完善。
  新中国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中国化的核心和主题是如何“救国”,争得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和主要矛盾,揭露和批判剥削阶级及其政权和法律的反动性,号召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中国化的核心和主题是如何建设和治理国家,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扬和扩大人民民主,探索治国理政的最佳方式,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和国六十年的实践探索围绕着如何看待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的性质、地位、功能、运作以及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等问题展开。经过六十年的探索,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在一系列政治法律问题上,有了更加符合时代要求和社会实际的认知。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实践探索与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法制理论
  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中国化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体现为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法制理论,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其中既有伟大成就,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和曲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期间,针对国内外形势,毛泽东全面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2]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1956年9月党的八大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八大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加强人民民主法制。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指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年7月,毛泽东又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3]在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并强调要走群众路线,不能压制言论。除毛泽东外,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也对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法制问题进行了探索。比如,周恩来指出:“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4]董必武指出,“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必须建立健全的法制,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国家的职能和保障人民的权利。……我们依照法制进行工作,只会把工作做得好些、顺利些,不会做得坏些、不顺利些。……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依法办事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必须有法可依。……其二,有法必依。”[5]
  这些思想,适应新的形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反映了生活的需要。但是其中关于处理矛盾的方法的思路,似乎还不能充分满足新时期的需要,基本上还是沿用了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处理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管理一个“熟人社会”的模式。这种模式尽管有其合理性(直到现在也有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已不适应治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的需要了。中外历史证明:治国必须有法,现代国家必须实行法治。但当时不少人可能还没有深刻认识到法律、法治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轻视、忽视法律、法律文化,以为单纯依靠党的政策指导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缺乏治国经验的表现。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提出的那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也未能得到切实的贯彻,甚至走向反面。对于什么是敌我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明确的区分标准;解决矛盾的方式,也逐渐脱离“团结——批评——团结”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而是搞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斗争。在废除旧法统、批判旧法观点、强调划清新旧法的原则界限时,出现了全盘否定旧的政治文明和法律文化的错误,导致严重的“法律虚无主义”。当法律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人民的各项正当权利和自由也得不到有力保障而难以行使时,党的领导也被扭曲,以致主要领导者的个人专断逐渐取代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到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再到1963年至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被扩大化、绝对化,许多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问题、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日益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又利用并助长了这些错误,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文革”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和敌我。其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很多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自己提出或支持过的主张。而所要打倒的“走资派”,正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6]在全国掀起的“踢开党委闹革命”浪潮中,地方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
  但是即使如此,由于在核心理念上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些理念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深入人心,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能对错误的思想路线有所抵制。虽然出现曲折,受到挫折,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依然取得了伟大成就,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经验、教训。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理论夫妻本是同林鸟
  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左”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由此,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的中国化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体现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理论。它们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法制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在新时期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7]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健全党规、党纪,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新的党章,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各项组织制度、党的纪律作了更明确、更具体的规定,确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进一步部署。以1982年《宪法》为核心,国家相继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律,从各方面保证严格依法办事,并大力进行法制的宣传、教育、研究,认真学习和借鉴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人类政治文明、法律文化的有益成果。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有效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问题。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国家大步推进各方面的改革,制定了一系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加强了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工作。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跨入新世纪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强调应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十六大以来,面对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条款。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浪潮,广大人民获得越来越多的活动自主权和政治参与权,并被制度化、法律化。人们的正当权利日益得到发展、尊重、确认和有力的保障。党的执政方式、国家和人民管理社会事务的方式,也逐渐从过去那种沿用革命战争年代主要依靠党的政策和首长的命令的做法,转变到适应和平建设时期、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需要而注重平等协商和依靠具有较高明确性、稳定性的法律,实行法治。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党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强调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各项工作都要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8]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广开言路,建立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和程序。加强国家立法和法律实施工作,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9]
  三、共和国六十年实践探索的基本问题:“科学、民主、人权、法治”的中国之路
  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中国化的实践探索,是围绕着科学、民主、人权、法治这些基本范畴展开的。20世纪初,在民族危亡和人民贫困空前深重的时候,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批先进分子提出“民主”和“科学”两大口号,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最后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的理论武器,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正确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继续探索巩固、实现、扩大人民民主的具体方式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科学发展道路,进一步提出“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口号,要求党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样,从“科学”、“民主”到“人权”、“法治”,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民主、法治原理,在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中国化不断地丰富和深化。
  历史证明,科学、民主、人权、法治是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要讲科学就得讲民主,要讲民主就得讲人权,要讲人权就得讲法治,这是人类解放,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的必由之路,也是科学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这条道路的具体形态,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和国度是不相同、甚至很不相同的,人们必须经过反复的实践探索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理论模式和具体的实现途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又经过60年的实践和探索,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那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中国化的精髓。
  (一)科学发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人的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科学”的本质在于要求主客观相一致。具有巨大反作用的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高级形式,它们本身的科学性对于经济基础能否实现科学发展至关重要。在旧中国,腐朽的政权和其所维系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战乱不断、国家贫弱、人民饥寒交迫。只有推翻旧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变革生产关系,这一局面才能得以改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指出:“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10]“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11]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他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探索。但是可惜这一思路后来被中断,从而对我国社会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背离了科学的轨道,结果遭受严重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正确分析基本国情、时代特征和国内外形势,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制定了符合实际的政策,改革和完善各方面的体制,健全法律制度,直至明确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它凝结了“科学”的精神,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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