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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城郊强占寄居社区的法律失控成因与对策
【英文标题】 The Contributing Factor and Countermeasure of Legal Runaway to Seize the Social Area of Living away from Home
【作者】 陈友清【分类】 法律社会学
【期刊年份】 1990年【期号】 2
【页码】 1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803    
  
  今天,几乎每一个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都正在被这样一个特殊的“社区问题”所困扰,这一“社区”以“盲流”为主要成员,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城乡结合部分,或占据尚未开发的空地搭棚“安家”、或租借郊区农民的空房居住;“社区”成员庞杂,无正式或固定职业,且相当一部分或大多数从事非正当或非法职业,这里几乎成为城市社会控制,特别是法律控制的“盲区”,基本处于失控状态。因而,这里既成为违法、犯罪的滋生地、繁殖地,又成为违法、犯罪分子的窝藏地、避风港,违法犯罪率高,举报率低;发现线索难,破案更难,成为城市管理、建设、发展中一个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对这一间题的研究和对策寻找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的关注。而对这一“社区”法律调整失控的成因机制和法律对策的研究,在法学界至今仍是空白。本文作为一个尝试,以期抛砖引玉。
  一
  所谓社区,在社会学上是指由一定的人口,一定的地域和相应的社会关系所组成的人们共同生活的定区域;除此以外,构成社区的基本要素还应包括人们为谋求一定的积极社会互动而产生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为实现这些规范和准则而组成的社会团体和机构,为满足居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而建立的设施。因此,严格说来,我们的分析对象还不具备社区的基本特征,最多也只是一种病态的畸形的社区。
  在国外社会学中,我们所讨论的这种居住方式被称为强占定居(Squatter settlement) ,意即在城市周围或城乡结合部的弧形地带,或没有很好利用的私人土地上,非法搭建大量的棚户,其人数众多,且多属失业或居住不足的穷人。鉴于我们的研究对象与国外相比,在居住方式上(我国以搭棚和租借民房相结合,且以后者为主)、成员组成上(我国的人员组成更加复杂,且并不都是或大部不是穷人,其中“垃圾万元户”、“乞丐万元户”不计其数)都有很大差异,我们称之为强占寄居,由强占寄居者组成的“社区”,则称之为“强占寄居社区”。顺便说明,这里的强占,并是指以暴力方式强行占领房舍或地皮,而不是从赖着不走,驱之不散,送回再来的意义上表现出“强占”的性质。
  一般地说,强占寄居社区法律调整失控状态,具有以下特征:(1)社区的无组织化,法律控制虚无化,社会生活无序化,使之成为城市生活的“毒瘤”犯罪分子的栖息地、避风港。(2)非法职业从业人员多,违法人以多,犯罪率高,人员的非固定性,还导致违法犯罪的流动性。(3)违法犯罪发现率、举报率低,破案率更低。(4)由于成员庞杂,无人管理,形成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导致社区成员对法律制裁的恐惧感弱化,违法、犯罪的重复率高。(5)除了刑罚、金钱惩罚外,行政的、道德的、法律意识的、舆论的等社会控制手段几乎不起作用,社会控制的整体效益无法发挥。(6)社区成员长期强行寄居,就地繁衍,法律失控呈代际化,新一代生理、心理、教育、道德意识、法律意识、社会责任感均呈畸形发育的“社区成员”正在形成和成长,他们将会或正在给城市的法律控制造成更大的障碍。
  二
  导致上述社区法律调整失控状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体上说,可以分为强占寄居社区自身的机制缺陷和社会控制机制功能弱化两个方面。这里,我们首先分析社区自身的因素。
  1.从社区的成员构成看,(1)成员来源渠道、地区不一,方向不同。据调查,仅北京市的强占寄居人员就来自全国25个省。他们当中,_大部分来自农村,甚至有直接从劳教、劳改场所逃来的;有的来自破裂的家庭,也有的是来自学校的辍学者。(2)社区成员的职业分布十分庞杂。搞地摊生意的,拣垃圾拾破烂的,倒卖票证的,职业偷盗的,流窜作案的,当暗娼的,等等,应有尽有。而且,“身兼数职”非常普遍。有的“白天倒蛋”(倒卖鸡蛋)晚上卖淫,有的白天“拾荒”,夜里撬窗。总之,呈两大特点:一是所从事职业的社会地位低;二是从事正当合法职业的少,(3)社区成员的寄居原因各异。有的是正当职业所需,如民工、临时上、合法摊主;有的则是为了逃避计划生育,有的是离家出走,无处落脚,有的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也有极少数返城的老知青和60年代被遣送下乡,以后回城无业、无住处的。虽然原因各异,目的大致相同,即既要弄钱,又要规避法律。(4)社区成员文化素质差,道德水准低,法律意识水平低。(5)社区成员大都是中青年。
  2.从强占寄居社区的居住条件看,条件之差,环境之恶劣令人难以忍受。通常都是几十、_上百人同住一屋,而且男女混居非常普遍,用她们的话说:“不合法的男女同居一也无可奈何地合理化了”。这样的居住环境,很容易造成社区成员的心理、道德观、价值观的扭曲,甚至形成社会逆反心理。爬数据可耻
  3.从强占寄居社区的地理位置看,大都处于城市的边缘地带,或城乡交界处、结合部。这些地区本来就是城市法律控制的弱区,而郊区农村的法律控制机制本身就不健全,对这一“特殊社区”的这些特殊居民更是无能为力。同时,法律控制机制也视这种特殊社区为“红炭团”,遇事相互推诿,造成人为的失控。
  4.从强占寄居社区的组织系统看,一方面是整体的无组织化、无序化,另一方面在其内部却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地方化、势力化、帮派化趋势,不少地方出了以这种社区成员为主体的相当严密的黑社会组织,从而形成了一种与法律控制相反动甚至对抗的势力。
  上述考察涉及的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从城市社会控制的角度考虑,我们还可发现导致强占寄居社区法律调整失控更深层的成因。诸如:
  1.政策的失误和舆论、理论导向的偏差。前些年,政策曾鼓励农民进城搞商品经济,以致大批的农民洗脚上岸,弃农经商。而大部分农民既缺乏资本,又缺少知识,也无目标,只揣着狂热的“捞钱心态”涌向城市。新闻舆论也曾为这种“繁荣”大唱赞歌,甚至理论上也一度有人称此为“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新路子”,“加快缩小城乡、工农差别的合理社会流动”。面对这一狂潮,城市根本无法承受,马上就使城市的法律秩序陷入混乱。一旦发现问题的严重性时,又采取了一刀切、遣返还乡的驱赶政策,可是那些涌向城市的人不愿回到农村,回去以后也无田可种,无业可从,于是又返回城市,甚至带着更浓重的对抗心理、报复心理强占寄居,而较少顾及对城市法律秩序的遵守和维护。
  2.城市社会控制机制功能弱化。由街道和居民区的群众治安组织、社会治安联防、企事业单位内部的治安保卫部门和正规法律机构组成的城市法律控制机制,是我国社会控制的一大特色。但近些年来,这一机制的整体功能在不断弱化。一是组织不健全,二是人员素质差,尤其是街道和居委会的治保机构,多是离退休老人,以尽义务为宝,三是上述群众性法律控制机构和单位的治保机构只有举报权、调解权,无追查和追究权,上述原因共同导致了这些机构作用不大,控制效率低。据统计,目前全国仍起作用的上述机构仅占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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