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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侦查讯问的程序性原则
【英文标题】 Procedural Principles of Questioning in Investigation
【作者】 徐美君【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法学院
【分类】 诉讼制度【中文关键词】 侦查讯问;程序性原则;权利保护
【英文关键词】 Investigation Questioning;Procedural Principle;Protection of Right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3)01—131—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1
【页码】 131
【摘要】

侦查讯问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侦查措施,具有潜在地损害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可能性。有必要对侦查讯问设定一些程序性原则,以制约国家公权力的不当行使,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侦查讯问的程序性原则包括:禁止先行讯问原则、禁止刑讯逼供原则、公密结合原则、法定讯问原则和不轻信口供原则。

【英文摘要】

Investigation questioning is an investigation measur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which has the potential possibility of invading suspects’rights It’s necessary to make some procedural principles for the questioning in investigation to control the public powers improperly exercised,and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criminal suspects The principles include prohibiting antecedent questioning,prohibiting extorting confessions by torture,combining publicity with keeping secretes,statutory questioning,and not believing confessions too readil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729    
  
  侦查讯问是刑事诉讼中一项由公权力主导的侦查措施,它具有潜在地损害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可能性。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从功利的角度,以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为目的对侦查讯问设定一些原则,比如正确执行法律,严格依法办案: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讯问和查证相结合等。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双重目的的指引下,侦查讯问实际上处于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和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矛盾之中,这些原则明显地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这是我国目前侦查讯问对犯罪嫌疑人权利造成频繁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马克斯·韦伯曾指出:“从法学上讲,一种现代的法是由‘法的原则’组成的,也就是说,由抽象的准则组成的,准则的内容是:一定的事实应该带来一定的法律后果。正如在所有的制度里那样,最通行的划分‘法的原则’,可以分为‘命令的’、‘禁止的’和‘允许的’等法律原则,个人命令、或者禁止或者允许别的人作某事的主观的权利,就是渊源于这些法的原则。”{1}(P.20)这表明,法律原则事实上是个人享有某些权利的源泉。因此需从价值角度对侦查讯问设定一些程序性原则。这些程序性原则,不仅应体现侦查讯问本身的特点,从而与其他法律原则,包括刑事诉讼的原则区分开来,而且还要从程序上规范侦查讯问行为,制约国家公权力的不当行使,以体现侦查讯问的程序正当性。
  一、禁止先行讯问原则
  禁止先行讯问原则是指检察官和警察在侦查案件时,不应在侦查案件的一开始就讯问犯罪嫌疑人,而应当在收集了相应的物证或人证,积累了一定的能证明被讯问人有犯罪嫌疑时才进行讯问的原则。此项原则强调侦查犯罪应当着重于物证等其他证据的收集,而不能着重于犯罪嫌疑人的口头供述。如果通过其他方法收集了足够的证据,达到提起公诉的标准,即使不讯问犯罪嫌疑人也能提起公诉。
  根据证据学的理论,犯罪嫌疑人口供与其他证据相比起来,虽然具有“可能全面反映案件情况”的优点,但是却具有“不稳定性”和“虚假的可能性很大”这两项缺点,“有真有假,真假混杂,是被告人口供的最大特点。”{2}(P.331—332)因此,如果一味地依靠犯罪嫌疑人口供来侦查案件,势必会导致侦查的迂回和错误率的上升。但是如果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首先掌握了犯罪嫌疑人一定的犯罪证据,不仅可以充分地做好讯问的准备,进行有针对性的讯问,而且可以迅速地察觉到犯罪嫌疑人口供中虚假的成分。而更重要的是,这可以避免因案件侦查一开始即讯问犯罪嫌疑人所产生的弊端。首先,能避免损害犯罪嫌疑人的名誉。如果能在收集了一定的证据证明确有必要讯问时而讯问,则能排除一部分没有必要讯问的人被讯问,从而保护了这部分人免受侦查人员讯问而导致的心理和社会压力。第二,避免增加侦查的阻力。对于在没有掌握证据或在案情没有一定了解的情况下即讯问犯罪嫌疑人,则会过早地惊动犯罪嫌疑人,从而促使他们采取一些阻碍侦查的手段,比如毁灭、伪造证据,串供,干扰其他证人作证或逃跑,不仅不会有助于侦查,而且还增加侦查的困难。第三,避免造成滥行羁押或先羁押犯罪嫌疑人后找证据的不良后果。因为讯问后,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侦查人员就会以此为理由申请羁押犯罪嫌疑人,这势必会导致羁押的滥用,同时滋长侦查人员先羁押犯罪嫌疑人后再收集证据的不当侦查行为。第四,避免殃及无辜和浪费侦查资源。因为在侦查一开始即讯问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无法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作出辨别,因此势必会按照犯罪嫌疑人供述提供的线索展开侦查,从而带来因犯罪嫌疑人口供不实而造成的麻烦,比如殃及无辜,侦查工作的徒劳,等等。因此禁止先行讯问是各国刑事诉讼中有关侦查讯问的最普遍原则之一。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关于禁止先行讯问的直接规定,但是从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可以推导出禁止先行讯问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所体现。对于羁押内的犯罪嫌疑人,无疑必须是先掌握了“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并且有逮捕必要的”的证据,或者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刑事诉讼法61条的情形之一的,才能进行讯问。而对于羁押外的犯罪嫌疑人,尽管我国刑诉法并没有对拘传和传唤的标准作出明确规定,但是由于拘传和传唤是公安机关在立案之后所采取的侦查措施,而刑事诉讼法规定立案的条件是“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因此,对此类犯罪嫌疑人也必须是先掌握了一定的证明“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证据,才可以讯问。另外,刑诉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更进一步体现了禁止先行讯问原则的精神。因为禁止先行讯问原则就是要求在侦查过程中注重收集口供之外的证据,并以此作为评判案件的重要证据。

法宝


  但是,我国刑诉法也有与禁止先行讯问原则相违背的规定。在“侦查”专章中,立法将讯问犯罪嫌疑人置于其他各项侦查措施,包括询问证人、搜查、勘验等7项侦查措施之首。尽管刑诉法并没有明确指出在侦查中必须先讯问犯罪嫌疑人,但是这样的排列顺序至少说明立法者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讯问犯罪嫌疑人”在各项侦查措施中的地位,容易给人造成侦查案件必须先“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印象。为充分贯彻禁止先行讯问原则,笔者认为,应当将侦查措施的排列顺序作出调整,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置于各项侦查措施之后,从而避免给侦查人员制造先行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借口。   二、禁止刑讯逼供原则
  禁止刑讯逼供是侦查讯问中一项最重要的原则。近现代人权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使得刑事诉讼更多地关注公民的基本人权,追求实体真实和人权保障的双重实现。正当程序要求刑事诉讼不仅应追求实体,即结果的公正,而且还要求程序,即过程的公正。刑讯逼供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会影响到实体的公正,但是它却违背了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因为刑讯逼供是以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为代价的,它对犯罪嫌疑人的肉体和精神摧残违背了程序的人道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刑讯逼供的实施也妨碍了刑事诉讼实体真实的实现。早在三百多年前,贝卡利亚就指出:“这种方法能保证使强壮的罪犯获得释放,并使软弱的无辜者被定罪处罚。”“刑讯必然造成这样一个奇怪的后果: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尽管两者都受到折磨,前者却是进退维谷:他或者承认犯罪,接受惩罚,或者在屈受刑讯后,被宣布无罪。但罪犯的情况则对自己有利,当他强忍痛苦而最终被无罪释放时,他就把较重的刑罚改变成较轻的刑罚。所以,无辜者只有倒霉,罪犯则能占便宜。”{3}(P.33)“无辜者被屈打成招为罪犯,这种事真是不胜枚举。”{3}(P.34)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但是实践中刑讯逼供的事例却层出不穷。据统计,我国1996年全国公安机关共发生刑讯逼供死亡案件56起,致死56人。1997年发生40起,致死40人。实际上刑讯逼供致死的案件远不止上述统计。{4}(P.37)刑讯逼供之所以幽灵般地缠绕着各国的刑事诉讼,是因为口供在查明案件方面所具有的显著作用。口供具有其他证据无法比拟的优势,自古以来就有“证据之王”、“证据女神”的美誉。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刑讯逼供实际上是侦查讯问固有的一种现象,只要有讯问的存在,都会有刑讯逼供的可能。而在我国,长期的强职权主义侦查模式,使得侦查人员在侦查讯问阶段拥有犯罪嫌疑人无法抵抗的强大权力,同时在“侦查中心论”的指引下,侦查人员往往寄希望于以口供打开案件的缺口,口供成为侦破案件的最主要渠道。这样,一方面侦查人员强烈地追求口供的获得,另一方面又存在侦查人员运用强权获取口供的客观可能,造成了刑讯逼供的屡禁不止,甚至比其他一些国家具有更高的发生率。要完全杜绝刑讯逼供,仅靠在法律上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提高侦查人员的素质和转变执法观念显然不够,还必须要从制度上侦查模式上予以遏止。英国通过允许律师在讯问时在场和对讯问实行全过程录音录像取得了比较成功的经验。律师讯问时在场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阶段抵抗警察权力的另一只手,而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则记录下了讯问的全过程。两者结合不仅使警察在另一个代表犯罪嫌疑人利益的诉讼参与人监督下规范地使用讯问手段,而且一旦警察运用了刑讯等非法的手段,犯罪嫌疑人则自动地掌握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警察的非法讯问,从而促使警察不得不严格依照刑诉法的规定使用讯问手段。当然,律师的讯问在场以及讯问的录音录像必须有完备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配套,否则不足以对警察产生威慑作用。从最根本意义上说,我国应该改变目前侦查人员利用强权讯问犯罪嫌疑人的非对抗式侦查讯问模式,而转换成侦查人员的权力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能够互相平衡的对抗式的侦查讯问模式。
  三、公开、秘密结合原则
  由于侦查讯问是侦查人员主导的职权行为,因此侦查讯问的公开抑或秘密进行,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目前学界对于侦查程序的公开与否,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侦查程序应当公开,因为侦查、审判同属于刑事诉讼程序的组成部分,既然审判公开已经得到各国的广泛认可,那么侦查公开也应当成为现代刑事诉讼的原则之一。但同时又主张应当对侦查公开设置例外,除了审判阶段不宜公开的情形同样适用于侦查阶段之外,还应当考虑是否会妨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是否会给犯罪嫌疑人的声誉带来不应有的损害以及是否会影响公正审判{5}(P.307—317)。另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应当秘密进行,秘密原则是各国侦查程序所遵循的法治原则,侦查的保密状态有利于侦查的顺利进行。但同时又指出,目前随着犯罪嫌疑人和律师在侦查期间参与权的扩大,对侦查的保密要求有所松动,外界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安排,了解侦查活动的进展{6}(P.34—37)。
  尽管这两种观点在表面上似乎水火不相容,但实质上却是殊途同归,那就是侦查程序既要保密,又要公开。事实上,在现代刑事诉讼追求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目的的指引下,侦查程序不可能绝对的公开,也不可能绝对的保密。侦查程序毕竟不同于审判程序。因为在侦查程序中,案件的证据尚处于收集整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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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陈一云.证据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4}陈卫东.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R).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

{5}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爱法律,有未来

{6}孙长水.侦查程序与人权(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7}(英)赫伯特·斯宾塞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M).谭小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8}杨迎泽,刘品新.检察机关侦查讯问实务(Z).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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