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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利益冲突的法律控制
【英文标题】 Legal Control of Interests Conflict【作者】 陆平辉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利益冲突 利益整合 法律控制
【英文关键词】 Interest Conflict, Interest Mediate, Legal Control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2
【页码】 53
【摘要】

转型时期的中国正面临更加复杂和多样的社会问题,核心问题是控制日益表面化的利益冲突。法律对利益冲突的控制应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人手:一是用立法建立起服务于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利益整合制度,分配利益,保障利益和协商利益,在宏观上防范利益冲突的发生;二是用司法建立合法利益的救济机制,抑制非法利益,平衡合法利益,包容法外利益,在微观上解决具体的利益冲突。

【英文摘要】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more complicated and diversified social problems in the transformation stage, the inner problem is to control the evident conflict of interest. Social control through law should start with the two level of legislation and justice. one is to establish a system which serve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people’s most interest, to distribute,guarantee and consult interest through legislation, in which interest conflicts can be avoided in macro level. the other is to set up a mechanism of relieving lawful interest through justice , to restrain illegal interest,make balance the legal interest and forgive the neutral interest, in which the specific interest conflicts can be settled in micro level.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379    
  
  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处在了由同质单一的伦理社会向异质多样的法理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的中国正面临更加复杂和多样的社会问题,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社会中的利益冲突问题。“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城乡分离、结构转型和体制改革同步进行,以及人口超载和人均资源相对匾乏等特点,使转型中出现的结构冲突、机制冲突、规范冲突、利益冲突、角色冲突和观念冲突更加复杂,也使转型和发展中的稳定机制、协调机制和创新机制变得更加重要。”[1]经济学的“改革悖论”已为转型社会中利益间的此消彼长引发冲突的经济逻辑作了精当阐述,留下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制度途径去控制日趋表面化的利益冲突。法律作为制度控制的基本手段,在利益冲突的制度协调中具有独特的优势,无疑应肩负起控制冲突的重任。因此,以转型时期的社会现实为分析背景,找出对利益冲突进行法律控制的手段和机制,便成为法理学、宪法学、诉讼法学应该认真对待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一、利益冲突控制的制度选择和法律选择
  研究冲突归根到底是为了控制冲突,但控制冲突首先面临着手段的选择。从社会控制理论来讲,通常有三种途径控制社会冲突,即观念途径、经济途径和制度途径,具体采用哪种途径则应根据冲突的自身特性来决定。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冲突的特殊性在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逐利行为的多样性,以及满足主体需要的社会资源和财富的稀缺性和有限性,造成了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只有通过调整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社会利益的分配制度才能消除冲突。这种特殊性表明,以界定利益关系,规范逐利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协调应该是控制当前社会利益冲突最恰当的选择。与之相适应,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则,抑制和消除利益最大化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冲突和对抗,使各利益主体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平等有序地实现自己的利益的法律制度,就成为控制当前社会利益冲突最理性的选择。因此,法律制度对整个社会利益冲突的控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此外,选择法律对当前的利益冲突进行控制,也是基于对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冲突与法律关系的下列认识:其一是当前我国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利益冲突多与利益主体地位不平等有关,只有公平的立法才能解决利益主体资格平等,利益实现中权利义务责任对等的问题;其二是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造成的当前各利益主体彼此隔阂和相互不满的问题,只有在沟通广泛、民主协商、抉择合理的立法程序中才能得到真正解决;其三是目前社会资源稀缺与配置不合理同时存在,只能用服务于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原则,在公平兼顾效率的前提下,在立法的框架内,才能对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作出调整;其四是对于各种利益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造成的各种具体的利益纠纷和冲突所引起的合法利益受损,只有通过价值中立、利益无涉的司法裁判才能进行有效的救济和干预。
  而在另一方面,法律对利益冲突的控制具有特殊性。[2]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利益冲突是“利益主体基于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和利益争夺”。[3]但并非所有的利益冲突都能由法律来调整,法律只调整适合法律评价的利益冲突:第一,这种冲突必须是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统治秩序、制度的基本方面及主流道德意识;第二,冲突的主体必须是特定的社会单位,即自然人和法人。[4]这表明法律所控制的冲突具有与其它社会手段控制的矛盾冲突不同的特性,法律对利益冲突进行控制的机制也就是一种特殊的纠纷解决机制。它是特定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针对利益冲突作出决策,经过特定程序把控制措施(法律法规)施于冲突对象(各种利益),最后形成良性社会秩序(合理的利益秩序)的行为过程。同时,由于法律对利益的评价方式直接体现为确认保护合法利益、禁止非法利益,因此,对利益冲突的控制也就主要表现为处理合法利益与合法利益、合法利益与非法利益以及合法利益与其它相关利益之间的关系上,而对于那些不受法律评价和调整的利益及利益冲突则主要交由道德、习惯和一些组织规章评价或用行政干预、自行和解的方式加以解决。
  根据法律控制社会冲突的这种特殊性,我们认为法律控制利益冲突有两个途径:一是立法控制,通过公平立法,建立合理的利益整合制度,分配利益,保障利益和协商利益,在宏观上防范利益冲突的发生;二是司法控制,通过公正司法,建立合法利益的救济机制,抑制非法利益,平衡合法利益,包容法外利益,在微观上解决具体的利益冲突。
  二、利益冲突的立法控制—利益整合制度的建立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多元的利益主体和多元的利益关系,[5]我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在这个多元化社会中,不同的利益主体显示出不同的利益要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均要求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利益多元化使社会中的社团意识、阶层意识和群体意识得到了强化,从积极意义上讲,它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法治的成长;[6]从消极意义上讲,它造成了利益的分化,特别是造成了各种利益主体间的冲突。集中表现为:1.各种利益主体在物质利益的刺激下,围绕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展开激烈的竞争,出现了资源占有不均、利益机会有限、主体分散决策等现象,导致了社会生活中的垄断、腐败、欺诈、暴力和资源破坏行为。2.利益本位主义支配了各主体的利益实现行为,造成了社会公共利益的缺失,引发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几者间的冲突。税收、环境、国有资产等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3.经济体制改革使各主体受益不均,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占有。资源的高度相关性使两极分化现象日趋明显,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强势群体、中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开始形成,“赢家通吃”现象造成了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对抗。[7]
  利益冲突引发的是利益冲突协调与具体社会利益制度安排创新的深层次思考。因为虽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引起的利益重组是冲突发生的客观原因,利益主体利益观念的膨胀和逐利行为的不规范可能是冲突发生的主观原因,但具体的社会利益制度安排不合理才是利益冲突产生的真正原因。从这一角度讲,用一种规范手段确立其平等的主体地位,界定其合法的利益范围,规范其自由的逐利活动,给予其均等的获益机会,使其受益于合理的分配制度,并在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中得以沟通和发泄的利益整合制度就成为利益冲突控制的关键。从法理学上讲,法归根到底是确认、保护或限制各种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背后的利益,立法也就是一种分配和调节利益,促进各种不同利益各得其所,避免发生相互冲突,让社会利益得到共同进步与协调发展的活动。中国先秦法家就认为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使得人们之间必然发生相互争斗,而立法可以提供一种行为规则以实现“定分”“止争”的秩序。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立法可以在复杂的利益纷争中建立起某种利益秩序。如庞德就把立法与建立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高度专门化形式的法秩序联系起来。而麦迪逊则认为文明社会必然产生许多利益集团,“管理这各种各样、又互不相容的利益集团,是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8]而从古今中外的法治实践来看,各国的立法者也多在新的社会生活发生矛盾时,用立法设法消除矛盾冲突,以达到法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我国《宪法》在80—90年代就针对私营企业在社会利益关系中地位变动与其它利益群体发生矛盾纷争的事实,先后于1988年、1999年对私营企业权利义务的条款作了两次修改,明确了其作为合法利益主体应有的独立地位,而对其权益实现的范围,《公司法》、《合伙企业法

谁敢欺负我的人

》、《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更是作了更具体的规定,这就消减了私营企业利益群体与其它社会利益群体的矛盾冲突。
  实现立法对利益冲突的控制,核心是建立一种服务于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利益整合制度,用这个制度来实现对利益的分配,利益的保障和利益的协调。具体来讲,这个制度有以下两个质的规定性:
  (一)以服务于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利益作为这个制度的根本目标和基本原则
  这即是说,站在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的高度,来权衡各种不同的利益,实现利益的分配,利益的保障和利益的协调。当前我国社会利益种类纷繁,虚幻利益和真实利益混杂,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交错,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互动,利益整合只能在服务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完成。这个目标和原则既适合我国重整体性、重共同性和重普遍性的历史文化传统,也体现一种与唯阶级论和唯国家论完全不同的法律价值观:在利益冲突的条件下,法律不应再是对多元不平等利益反映的阶级统治和国家专政的工具,而是一种社会利益的调整器。法律自身代表着一种公正、客观、平衡的精神,在多元的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中保持一种中立的品质,并创造出一个公平的世界。同时,这个目标和原则与“社会主义法是人民共同意志和利益的体现”“人民利益是最高的法律”的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理一脉相承,也是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行立法的体现。服务于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利益体现在立法配置和兼顾利益方面的要求是:以服务我国最广泛社会利益主体为出发点,在适当兼顾社会中少数利益主体的利益的前提下,以公平为先,效率为次,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配置利益;体现在立法具体处理各种不同的利益关系时有不同的价值侧重: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纷争时,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同时又考虑到不损害个人的合法利益;在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发生矛盾纷争时,立足当前多数人现实利益去平衡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在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发生矛盾纷争时,以互换原则同时兼顾当前多数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在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关系发生矛盾纷争时,使特定人的局部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共同整体利益。
  (二)这个制度的根本任务是合理分配利益,依法保障利益和民主协调利益
  用立法合理分配利益、控制冲突的依据是,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冲突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用立法改变财富分配关系就可以消除冲突产生的制度根源,达到控制冲突的目的。实现对利益的合理分配,核心是实现法律对权利义务的合理安排。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每个社会成员拥有资源、获取利益的权利是按照社会等级身份来安排的,等级身份的位置预示着权利,预示了支配资源的范围,最后也就决定了利益获取的多少。一个社会成员要想实现更多的利益,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其在社会中的身份位置,因而是一种“位置权利准则”。[9]这种“位置权利准则”改革前适用于国家垄断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体制,形成了一种“总体性组织”的资源配置结构,个人是在以单位为中心的财富分配体制中生存。[10]随着改革的推进,社会资源和收入的分配由单位化关系化模式向市场化社会化模式的转变,形成当前社会中的“双轨制配置方式”,即依附单位资源的利益分配方式和依附个人能力的利益分配方式。[11]这种“双轨制配置方式”在实践中造成了两种结果:其一,只要你能进入到较为有利的地区、行业或部门,并与当中的单位保持依赖关系,你则会自动获得资源利益,包括就业、升迁、住房、公费医疗、社会保险、子女就学以及其它优厚的福利;其二,如果你确有能力,你也会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因为资源配置的社会性和流动性,增加了有能力人找到替代性资源满足利益需要的机会。而这两种结果,对于大部分既没有进到较为有利的地区、行业、部门或单位又没有突出能力的人就产生了无法获得利益实现机会的状况。于是,穷者与富者也就这样产生了,冲突也就发生了。“平等和效率之间冲突是我们最大的社会经济选择,它使我们在社会政策的众多方面遭到了麻烦,我们无法既得到市场效率的蛋糕又公平分享它”。[12]源利益分配中矛盾冲突的这种演变,使当前立法在分配利益时应重点注意对主体利益实现过程中权利义务的合理分配,在分配利益时,采用的原则应该与改革初期重视效率忽视公平有所不同,应该以公平为先兼顾效率。而在处理具体的利益分配矛盾时,特别应对当前引发利益冲突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分配不平等和市场过程中的收入分配的起点、过程和结果的不平等进行控制。就实现政治权力分配的平等看,我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立法法》及其它一些社会法基本确立了各社会阶层和社会职业中利益主体政治权力分配的相关原则和制度,但关于参与政治决策,完善表达机制,进行民主监督的程序性立法并不完善,特别是没有就如何解决因政治权力分配不合理导致的经济利益或社会福利分配不平等做出规定。因此,立法应在消除包括制度等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权不平等及政治利益分配不平等,消除由公共权力滋生的腐败(寻租)和权力介入市场(权力经商)所造成的不平等方面做出规定。就实现经济权力分配的平等看,我国现有的民法、经济法和各类企业法及其它一些社会法主要明确了各类经济利益主体的权利范围,但在如何确保社会资源归多数人占有,实现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利益平等分配,竞争领域和不完全竞争领域社会资源的开放等方面存在许多缺陷。因此,立法应该通过对各利益主体财产所有权、剩余索取权和市场进人权的合理安排,最后实现经济收益的平等分配。就实现市场化平等来看,我国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和刑法规定了市场行为中的主体制度、权利义务制度和法律责任制度,但对如何解决市场中的机会不均等、不正当竞争、过度竞争造成的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各主体自身条件差距导致的效率性差距却规定得明显不够,因此,立法应在机会均等、市场规则平等和最终收益分配相对公平上实现平衡。机会均等要求使能够开放的社会资源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不设置人为的进人障碍,不以财富多少和生产要素拥有的数量来分配权利;市场规则平等要求消除不正当竞争,使剩余索取权的安排能够实现市场平等交换和收益平等分配;最终收益分配相对公平要求社会成果按每个主体向社会提供服务和要素的多少获得报酬,适当允许不同主体能力和素质差异导致的效率性收入差距。
  用立法保障利益、控制冲突的另一依据是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既存在着现有的利益主体地位不平等,权利义务责任不对等和界限不清的状况,也存在着立法延迟对利益分化后新生的利益主体保护不够的状况。这两种状况都造成了各主体彼此间利益机会不平等,以至相互侵犯利益,出现矛盾对抗。这个现象就使立法对各主体施与平等的保护,重新界定各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变得尤为重要。对各主体施与平等的保护,要求立法对各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分配贯以同等条件同等待遇的原则,不任意扩大一部分人的权利范围,不特别规定部分人以特殊义务,对非同等条件给予合理差别只是一种补充。如,立法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给予特殊保护是公平的,因为他们与一般社会成员在生理、精神上存在差异;而对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主体赋予有差别的待遇,则是不公平的。我国自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先后修改和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市场主体地位的法律和规定,在制度层次上形成了较为全面的保护利益主体平等地位的法律体系,但应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着立法不平等的现象。如,经济生活中不平等的市场准入、银行贷款政策,就造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而立法对一些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给予特殊保护目标也没有完全实现。以农民的劳动权为例,我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受到歧视”。而1994年劳动部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第5条却规定“当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要求,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用人单位可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这条限制措施显然造成了对农民劳动就业一种事实上的歧视。改变这种状况,法律首先应一视同仁地对待各利益主体,并充分考虑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其次,针对现今利益关系变动和利益主体增多的社会现实,将更多的社会主体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一方面加强对原有主体的保护,另一方面把分化新增的利益主体也纳人保护范围。实现对各主体的平等保护,对现有利益主体的权利界限、义务界限及权利与义务之间界限进行划定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主体的权利界限方面,立法应针对当前利益关系变动的现实,对主体的权利范围重新进行界定。如,根据现代产权制度变化的要求对经济权利进行界定,把产权从物权、债权扩大到股权(收益权、决策权、选择权)和无形财产权(商业信誉权、商业秘密权)。在主体的义务界限方面,考虑保护当前利益主体的行为自由,增大利益实现空间,应从过去注重积极义务转为重视消极义务,按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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