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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
近年来的法制史研究一瞥
【副标题】 从中国法学创新网“法学盘点”说起【作者】 梅西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分类】 中国法制史
【中文关键词】 中国法学创新网;法学盘点;法制史研究【期刊年份】 2011年
【期号】 1【页码】 1
【摘要】

本文首先对于中国法学创新网“法学盘点”栏目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是法律信息和法律图书馆工作的新领域、新形式,应该予以赞扬和支持,但也认为,这种以学术论文数量为主要依据的盘点方式,对于学科发展和建设也有不利之处,并以权威期刊上的法制史论文为例进行分析,建议以后的盘点适当引入学术论文的质量分析和评判机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6284    
  2011年年初,由中国法学会信息部和清华大学法学院创办的中国法学创新网(http://www.lawinnovation.com/,以下简称创新网)再次重磅推出对全国法学论文的“盘点”,迄今发布的报告有《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15种杂志的作者单位盘点、2010年高产作者论文数统计、2010年论文数2篇的作者统计、2010年各科研单位法学论文数统计等。这是创新网自去年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统计。这些报告业已引起行内人的深切关注。但对该盘点的评价,似存在分歧,本文谈一点个人的粗浅看法,请教于广大读者和专家。
  首先,就创新网“法学盘点”的具体工作来说,实际不过将15种权威期刊上的论文分门别类做一统计与分析。这本是一个普通法学图书馆或网站就基本胜任的工作。实际上也不乏有此设想的网站或图书馆,但主事者考虑到身在此山中、当局者迷等诸多为难和尴尬之处,多未敢付诸实施,唯有创新网敢于为天下先,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仅就这一点,理应赞许。
  其次,对于长期采用硕士点、博士点等作为主要评价标准的法学界来说,创新网的这一举措也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与重大价值。首先,这是极富动态的一个评价体系,不像学科点的创建通常需要多年的努力,而且一旦评选完成也就暂时陷入停滞,难以及时作出评判。其次,这个体系操作起来比较低廉,无需太多的人力与资本投入,仅仅依据网络手段就可初步实现目标。第三,因为调查数据的易于获得性及其公开性,也就确保了统计数据的可信与公平,避免了不必要的争论与误会。第四,对于各单位和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展示平台,起到了迅速了解全国法学研究“敌情”(借用程千帆先生的说法)的作用。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全国法学界的交流与合作。
  但从学科发展与学术进步的角度来说,这一做法的弊端也显然可见。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南京大学曾经依靠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第一的排名力压北大,成为中国学界一时翘楚。[1]但20年来,南京大学论文数量第一的优势似乎并未转化为相应的学术实力,占据领头羊位置的仍是北大。这一事实说明以数量论英雄的评价体系注定不会长久,更不是提高科研水平以至发展法学院所的有效办法。何况,中国虽大,法学院也在百所以上,法学从业者更是数以万计,但法学院和具体个人的发展如何,本专业人士其实还是心中有数的。创新网目前的“法学盘点”,仅仅停留于对论文数量的统计与分析,并未做到真正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至激浊扬清,也就很难指望会对学科建设以至具体科研起到多大的积极作用。
  作为一个职业共同体,法学界无疑很希望有一个机构,在必须的但也是简单的论文数量统计的基础上,还可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对权威期刊上的学术论文(当然不限于此)进行学术价值的盘点,不但可以将优秀之作广而告之,也要让低劣之作无所遁逃,从而逐步形成一个获得广泛认同的权威评价体系,促进学科的发展。
  以创新网所选定的15种期刊而论,其中佳作固多,但也不乏争议文章。去年就有学者撰文指出,《中外法学》2007年第4期发表的《落日残照:晚清杨乃武案昭雪的历史、社会与制度因素》(获该刊200"0-2007年优秀论文奖)一文存在严重学术不规范情形。[2]而这在近年来的法制史研究中,似乎绝非个案。下文以《法学研究》杂志上的三篇文章,聊作说明。[3]
  一种情形是论文在观点、材料和论证上几乎完全没有新意。如某篇考察清末改革司法职权配置的论文(简称司文)中,[4]其主要内容之一为“部院之争”,占据了全文(共13页)篇幅的一半(第197-202页),按理应有一定的研究水准。但其观点、材料甚至论证,与国内较早研究“部院之争”的张从容博士论文《晚清司法改革的一个侧面:部院之争》(2003年)的相似性均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5]而该文不但没有提及张从容的名字,甚至连基本的研究综述都没有。如司文第198页第二段(对应张文第56页第三段,标划线者为司文与张文完全雷同之处):
  根据官制改革方案,审判机关受制于司法行政机关.在此前提下,即便是作为最高审判机关的大理院,它能在审判事务上享有的权力也是非常有限的。为占据主动,大理院不仅积极着手拟定大理院官制,而且以极快的速度制定.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该法于当年十月底颁行,内容主要有三点:[6]一是确定了木理院的职权:大理院职权主要有两项—最高审判权和司法解释权。其权限应包括“凡宗室官犯及抗拒官府并特交案件应归其专管,高等审判厅以下不得审理。其地方审判厅初审之案,又不服高等审判厅判断者,亦准上控至院为终审,即由院审结。”二是规定了四级审判机构内部机构和级别管辖,并各级审判机关将案件报司法行政机关覆核及备案的程序。《大理院审判编制法》规定各级审判机关附设检察局,并置有一定员数。京师设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城内外地方审判厅和城谳局四级审判机构,分别管辖相应案件,各级审判机关“各有界限”。三是将筹建京师各级审判厅纳入大理院职责范围之内。[7]
  又如第198页第三、四段(对应张文第58页第五、六段):法宝
  在大理院奏定《大理院审判编制法》不久,法部亦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奏准了法部官制。在该奏折中,法部认为作为“司法衙门”,其职权并非“管理刑名,稽核案件”.而是“综理各部省之法制”,监督大审院、控诉院、地方裁判所和区裁判所。就具体权限而言,则“司法官吏之进退,刑杀判决之执行,厅局辖地之区分,司直警察之调度,皆系法部专政之事”。另外,对于“各直省刑事案件”,法部则有覆盖权。在该则中,法部还沿袭以前刑部审定律例的做法,要求各部院衙门将现行则例全咨法部,由其汇订,“以归统一”。《法部官制》[8]第一条将法部权限表述为:法部管理全国民事、刑事、监狱及一切司法行政事务,监督大理院、直省执法司、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城乡谳局及各厅局附设之司直属,调查警察事务。其余各项权限则内化为其内部机构的权限,由审录司、制勘司、编置司、宥恤司、举叙司、典狱司、会计司、都事司分别执掌。
  如此,《大理院审判编制法》与《法部富制》在大理院与法部的权限规定上存在着交叉,又缺乏统一的立法机关加以协调,成为以后部院审判方面各执一词的依据,审判权在逐步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始终受到行政权的牵制。
  再如司文第201页第(四)小节“部、院对于用人权的争夺”,总共才7段1300余字,几乎完全照抄张文第94-95页“用人权之争”。
  法部认为,大理院开缺冗员、奏留干才、调取外部人员尚属它职权范围内的事,但接下来它对审判官与检察官的任命,[9]则是侵犯了法部的权力。法部的依据有两个:第一,按照日本的做法,法官(包括审判官与检察官)的人事权掌握在司法省手中;第二,早先拟定的大理院官制草案对于法官的任命也是这样规定的:“刑科、民科推丞、总司直俱由法部尚书会商大理卿开单请简;推官及司直,一、二、三等书记官由法部尚书会同大理卿奏补,录事由大理卿委用。
  根据以上论据,法部认为大理院的审判长,审判员和三等书记官、总检察厅的检察长、[10]检察官均由部院会商人选,但以法部的意见为准,大理院只对录事有全权任命法权。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二月十八日,[11]法部就曾提出:“凡司法官吏之进退,刑杀判决之执行,厅局辖地之区分,.司直警察之调度,皆系法部专政之事,应由臣衙门随时奏明办理。一对于“司法官吏之进退”,即法部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初三日在《法部奏酌拟司法权限折》中所说的“任免权”,也应该是法部的“专政之事”,大理院不应该染指。[12]
  根据大理院官制草案,法部提出:大理院官制,因检查总厅隶于法部及请简请补员缺皆须会商,即应会同法部具奏,其推丞及总检查由法部会商大理院请简,推事及检察由法部会同大理院奏补。这是要剥夺大理院单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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