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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治研究》
经济法责任及其诉讼程序的反思与拷问
【副标题】 兼与颜运秋教授等商榷【作者】 李昌庚
【作者单位】 南京晓庄学院【分类】 诉讼制度
【中文关键词】 经济法责任;可诉性;公益诉讼;诉讼程序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3
【页码】 30
【摘要】

无视经济法责任来讨论经济法的诉讼程序无疑是缘木求鱼的做法。由于传统部门法已经渐趋成熟,以及传统部门法划分标准理论的变异,从而导致经济法缺乏普遍的自己专有的法律规范,往往多是借用了传统法律规范,由此决定了经济法无独立的经济法责任,而是“四大责任”的综合。因此,经济法无构建独立的经济法诉讼程序的必要性。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与有无独立的经济法诉讼程序无必然联系。解决经济法可诉性问题,关键在于解决经济法的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问题、公益诉讼问题,以及经济法私益诉讼的司法保障问题。经济法的诉讼程序在于亟待建立违宪审查程序及其宪法法院(或类似机构),并在现有三大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公益诉讼制度和加强私益诉讼的司法保障。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6351    
  经济法的诉讼程序,即为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其实,经济法具有可诉性并不成为问题,因为在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等经济法具体法律制度中均存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等情形。问题在于经济法的可诉性不强和有无必要建立独立的经济法诉讼程序。对此,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建立独立的经济法诉讼程序;也有人认为应当建立独立的经济法诉讼程序,并从公益诉讼的角度论证经济法诉讼程序的独立性等等。[1]笔者试图就此问题略陈管见,以起抛砖引玉之功效。
  一、经济法责任及其经济法诉讼程序的非独立性
  法律责任是一个历史发展的产物,关于法律责任的分类标准也是多方面的,并非只是单一的“四大责任”,即违宪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但迄今为止,以部门法属性为主要标准划分的“四大责任”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影响着我们的司法实践。有责任才有追究机制,具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形态是建立相应的诉讼程序及其诉讼制度的必要前提。因此,“四大责任”就有相应的违宪审查程序、民事诉讼程序、行政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并有宪法法院(或类似机构)和在普通法院存在民庭、行政庭和刑庭的划分。由于我国违宪责任的缺失,从而导致违宪审查程序及其宪法法院(或类似机构)的缺失,乃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障碍。无论成立专门的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和海事法院等,还是在法院中设立专门的法庭如青少年庭和破产法庭等,均没有跳出三大诉讼法和“四大责任’,范围,并不能证明军事法、铁路法和海商法等相关法律部门就有独立的诉讼程序和诉讼制度,只不过是原有诉讼程序的一些特别规定。因此,经济法有无独立的诉讼程序,关键在于经济法有无独立的部门法属性上的有别于“四大责任”的经济法责任制度。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除了张守文教授等少数学者外,我国大部分学者在讨论经济法诉讼程序有无独立存在的必要时,往往忽视了经济法责任制度,却更多地从经济法的独立性、经济法的可诉性和公益诉讼的角度来讨论该问题。[2]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一)经济法责任的非独立性
  关于经济法法律责任名称,学术界曾有经济法律责任、经济责任、经济法主体责任、违反经济法的责任和经济法责任等说法。[3]史际春教授曾提出经济责任制概念,是特指在公有制主导的管理经营中有关责任主体法律责任的泛称。[4]经济责任往往是对法律责任中涉及经济内容的泛称,如刑事责任的罚金、行政责任的罚款、民事责任的赔偿等。目前,关于经济法中的法律责任问题一般用经济法责任称呼。
  除了传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及其后来出现的违宪责任之外,经济法有无独立的部门法属性的经济法责任制度?对此,学术界曾经进行过热烈讨论。有人反对,如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本身没有独有的法律责任,而是借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已。[5]有人赞成,但即使是赞成的观点,也有不同说法,且至今尚无定论。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赞成经济法有独立的经济法责任制度,如张守文教授认为,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也就应当有自己独立的法律责任,因而存在独立的经济法责任制度。[6]笔者对此不敢苛同。笔者以为,在现有法律体系下,不宜构建独立的经济法责任制度。根据张守文教授的观点,“在一定的部门法体系下,就必然会有各个部门法上的具体责任。”[7]因此,经济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就应当有相应的经济法责任。由此推论,劳动法、环境保护法等就应当有劳动法责任、环境保护法责任等;再从三级部门法来看,公司法、婚姻法、知识产权法等均有独立的部门法属性的法律责任。而现实告诉我们目前至少不存在上述的独立法律责任;或从理论上可行,但从司法成本的实践来看未必可行且没有必要性。因而,张教授进一步责难于传统部门法划分及其法律责任的分类,并提出对传统责任理论超越的观点。[8]翟继光先生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即认为法律责任是法律所创制的概念,其并没有先天的、固定不变的本质。[9]
  诚然,我们不应固守传统的责任理论,应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制的推进而不断地更新法律责任理论。我们承认部门法属性的法律责任形态能涵盖所有部门法法律责任,但尚需要研究与构建;同样,我们也承认法律责任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更新,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但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就由此推出诸如经济法等部门法就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独立法律责任制度呢?之所以没有独立的经济法责任、劳动法责任和环境保护法责任等,其实理由非常简单,即在实体法中,有什么样的法律规范,就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规范对应着民事责任,行政法律规范对应着行政责任,刑事法律规范对应着刑事责任,宪政法律规范对应着违宪责任。然而,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一切社会关系均没有跳出民事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刑事法律规范及其后来发展的宪政法律规范的范畴。并不是我们固步自封,而是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法律制度的渐趋成熟,使传统部门法所形成的法律规范及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形态已经足以涵盖我们当今的一切社会关系。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会出现一些新的法律现象,但传统的法律规范及其法律责任形态的自我更新与改造,已足以容纳新形势的法律变化;或从司法成本考量,尚无重构新的法律规范及其法律责任的需要。
  传统的部门法划分标准主要局限于法律调整的对象和法律调整的方法。[10]它的意义就在于为我们奠定了最基本的法律部门及其法律规范,如宪法、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仍局限于传统部门法的划分标准,由于传统法律规范的穷尽性,或许难以产生新的部门法。但问题就在于,当传统部门法划分标准不能完全适应社会需要时,在以传统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等标准作为参考因素外,我们更多地是从价值目标、功能定位、产生背景,以及立法、执法实践者的主观需要等因素来划分新的部门法。[11]像晚近产生的经济法、劳动法、环境保护法等部门法均是如此,比如经济法就是弥补市场失灵需要国家调节经济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晚近产生的部门法多是在传统部门法及其法律规范基础上,基于价值目标、功能定位,以及立法、执法实践者的主观需要而划分出来的,因此,无论是作为传统部门法的分支,还是作为与传统部门法平行的新的部门法.均没有跳出传统部门法的法律规范及其法律责任形态。这便决定了虽然晚近产生的部门法有其一定的特殊规范,但均没有自己普遍的专有法律规范,比如经济法就没有普遍的自己专有的法律规范,经济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主要由宪政法律规范、民事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和刑事法律规范所组成。经济法中的规划制定与审批、预决算的审批等宏观调控行为多为宪政法律规范,对应着违宪责任;金融监管、税收征管、产品质量监督和反垄断管制等无不体现着行政法律规范,对应着行政责任;税务代理、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问题、国债的认购,以及国有资产的所有权问题等即为民事法律规范,对应着民事责任;当经济法主体的诸多行为在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即为刑事法律规范(通常所说的经济刑法),对应着刑事责任。同样,像晚近产生的诸如劳动法、环境保护法等均是如此。而且,经济法的国家干预和经济调节从而体现公权力的特质决定了经济法更多地具有行政法律规范,但之所以区别于行政法,主要是从法律的价值目标和功能定位等因素加以区别考虑的。这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也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法需要重新关注的话题。
  由此可见,除了建立在传统部门法划分标准基础上而产生的宪法、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等传统部门法的法律规范泾渭分明外,其他在突破传统部门法划分标准而更多地考虑法律价值目标、功能定位,以及立法、执法者的主观需要等因素基础上而形成的部门法,如经济法、劳动法、环境保护法等均没有普遍的自己专有的法律规范,而是传统的宪政法律规范、民事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和刑事法律规范的综合。由于经济法没有普遍的自己专有的法律规范,因而就没有独立的经济法责任,而是违宪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综合,当然不是简单的综合。从中也可以看出,传统部门法划分理论虽有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情形(当今部门法的划分必须突破传统部门法划分理论),但其对部门法划分的最基本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由此也奠定了人类社会法律规范及其法律责任的基石。

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不可否认,晚近产生的部门法虽然没有跳出传统法律规范及其法律责任形态,但毕竟仍有其一些特殊的规范,比如产业政策、产品召回制度等。然而,这些特殊规范从其本质属性上看仍属于传统法律规范及其法律责任形态范畴,也是传统法律规范及其法律责任形态自我容纳、更新与外延扩展的过程。因此,这些特殊规范尚不足以构成对传统法律规范及其法律责任形态的挑战。比如,张守文教授曾指出经济法主体责任的承担有“本法责任”(即经济法责任)和“他法责任”(即传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违宪责任),并列举了宏观调控法加以论证,指出“在宏观调控法中,调控主体如果不能依法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就需要承担宏观调控法本身所规定的法律责任;同时,因其行为也违反了相关的组织法甚至宪法的规定,因而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12]。依张教授的观点,前者是“本法责任’,,即经济法责任;后者是“他法责任”,即违宪责任。殊不知,如果打开部门法分割和放开视野的话,前者的经济法责任从本质属性上看仍属于违宪责任范畴等。而且,依其推理,像劳动法、环境保护法等部门法均存在责任的“双重性”问题,岂不是违背了“一事不再罚”原则(借用行政法术语)?这是法治所不允许的。
  如前所述,晚近产生的部门法多是建立在传统法律规范的基础上,从价值目标、功能定位和立法、执法的实践者的主观需要等因素所作的划分。因此,法律规范及其法律责任形态的本质属性并没有发生改变,这些特殊规范只是说明传统法律规范及其法律责任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学者将惩罚性赔偿、产品召回、资格减免与信用减等等提炼为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以此论证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13]笔者以为,上述责任形态从本质属性上看均可归属于传统法律责任范畴,如果涉及民事主体,则是民事责任;如果涉及行政主体,则是行政责任等。现阶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传统法律责任的内涵更新与外延扩展来容纳和吸收新的责任内容的变化。而且,司法运行成本的代价也决定了现阶段某些特殊的规范及其法律责任内容的变化尚不足以催生新型的独立法律责任。
  我们可以使用经济法律规范和经济法责任的称谓,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经济法没有普遍的自己专有的法律规范,也没有自己独立的区别于诸如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部门法属性的法律责任。
  (二)经济法诉讼程序的非独立性
  有责任,才有救济机制。依一般法理,只有存在部门法属性上的法律责任,才有相应的诉讼程序。没有独立的经济法责任,就没有独立的经济法诉讼程序。
  虽然经济法存在某些特殊规范及其法律责任内容的变化,但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法责任,法律责任的追究依然沿用了“四大责任”及其相应的诉讼程序。我们固然要考虑到经济法的特殊规范及其法律责任内容的变化,从而在沿用传统“四大责任”的诉讼程序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比如,考虑到劳动法的特殊性,有劳动争议调解和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但诉诸法院绝没有劳动诉讼程序,如涉及民事责任,仍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等。经济法也不例外。因此,经济法的某些特殊规范及其法律责任内容的变化尚不足以建立独立的经济法诉讼程序。如果我们因某些特殊规范及其法律责任内容的变化,没有认识到该特殊规范及其法律责任内容变化的本质属性,不从传统法律规范和法律责任的自我制度设计、更新和扩展来容纳与吸收,而是寄希望于建立独立的诉讼程序及其诉讼制度,那么将会导致现有法律责任体系及其司法体系变得模糊和紊乱,更是对立法资源、司法资源的浪费,增加了法律运行成本。
  此外,经济法中的许多争议和纠纷往往是通过非诉讼程序加以解决的。经济法的特殊性,决定了非诉讼程序在解决经济法中的纠纷与矛盾显得非常重要。张守文教授对此也曾经指出,“在经济法领域,不仅传统的诉讼程序很重要,而且非诉讼程序,特别是调制程序,同样非常重要。这也是经济法在程序方面的特殊之处”[14]。这也进一步说明了经济法无建立独立的诉讼程序及其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然而,许多学者并没有从经济法责任的角度讨论此问题,往往从经济法的独立性、公益诉讼等方面论证经济法应具有独立的诉讼程序。颜运秋先生曾指出,“经济法如果只能借助民法和行政法的适用途径和程序,那么,就很难在理论上证明经济法的独立性。”[15]依其推理,像劳动法、环境保护法等均要有自己独立的诉讼程序。其实,部门法的独立性与是否具有独立的诉讼程序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这种论证并没有从经济法责任的角度思考诉讼程序问题,显然是肤浅的。而且,颜运秋先生从公益诉讼的角度把公益经济诉讼作为经济诉讼制度,并以此构建独立的经济诉讼程序及其诉讼制度。[16]韩志红、阮大强也表达了相似观点,提出建立不同于传统的三大诉讼的专门经济诉讼制度。[17]笔者以为,这种论证也显然是不充分的。诚然,公益诉讼在经济法中的比重很大,也是解决经济法可诉性问题的重要因素。但依颜运秋先生的观点,公益经济诉讼由经济审判庭受理,公益经济诉讼中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违宪责任的可能性,[18]他希望“在这种诉讼程序中,同时从民事、经济、刑事三方面解决违反经济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19]。但是,他所期望的经济审判庭能否胜任此项工作呢?除非另设专门的法院,再分设民庭、行政庭和刑庭等,虽然在德国等国家有类似专门法院,但这必须要考虑到不同国家历史发展、文化背景、司法传统等差异,还要考虑到司法改革成本及其代价,这是其一。其二,公益诉讼不仅存在于经济法中,环境保护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部门法也存在着很大比重的公益诉讼,如果以此类推,环境保护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部门法中是否也要存在独立的诉讼程序?是否也要有专门的法庭或另设专门的法院处理环境保护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相关案件呢?那又如何协调与现有司法体系的关系?其三,经济法的宏观调控行为多为抽象行政行为或立法行为,颜运秋教授也认为宏观调控公益诉讼具有宪法诉讼的属性,[20]但他却从公益诉讼的角度论证经济法诉讼程序,而忽视了宏观调控行为的宪法诉讼问题,更没有考虑到如何理顺和协调公益经济诉讼程序与违宪审查程序或宪法诉讼的关系。其四,经济法中不单存在公益诉讼,还有私益诉讼,分属于法院的民庭、刑庭和行政庭等,颜运秋教授也承认“经济诉讼是不包含私益诉讼的”。[21]其实在民商法、行政法和刑法等诸多部门法中也存在公益诉讼,如果公益经济诉讼可以作为独立的诉讼程序,那么其他部门法是否也要产生独立于三大诉讼法的公益诉讼制度呢,如公益  民事诉讼、公益行政诉讼等。我们是否可以对其他部门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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