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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理顺外贸秩序完善外贸法制
【英文标题】 Rationalize the Foreign Trade Order,Improve the Foreign Trade System
【分类】 国际经济法【期刊年份】 1995年
【期号】 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1096    
  我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和立法陈治东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以下简称《外贸法》)于1994年7月1日起生效。我国《外贸法》的显著特点之一,便是将国际服务贸易纳入了该法的适用范围之内,并且根据国家的发展程度,采用与货物贸易有所区别的贸易原则,以及对外国服务提供者实施不同于货物贸易的待遇标准。
  一、国际服务贸易纳入我国《外贸法》适用范围的背景
  《外贸法》从开始起草至最终通过,耗时达12年之久。至1992年为止,《外贸法》的草案一直未将国际服务贸易列入该法的适用范围。但是,就在这一阶段,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明确把国际服务贸易作为广义的国际贸易新议题之一,并且于1993年12月达成《国际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简称GATS),使国际服务贸易纳入了新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之中,第一次受到了国际协定所确定的各项原则和制度的调整和支配。
  我国参加了自1986年开始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全过程和包括国际服务贸易在内的全部15个议题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我国政府于1991年7月提出了第一份初步承诺开价单,承诺开放我国的航运、专业服务、广告、银行业、旅游、近海石油勘探等六个服务部门,以后又于1993年4月和9月两次修改了开价单,增加了陆上石油勘探、零售业、建筑业等对外开放的服务领域。1993年11月,我国提交了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减让表草案,1994年9月13日,我国又提文了正式的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减让表,列举了对关贸总协定其他缔约方开放的服务市场,并规定了开放条件。显而易见,在我国积极争取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以及国际社会已经初步建立起相关原则制度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外贸法》应该吸收国际贸易立法的最新成果,使该法顺应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潮流。因此,《外贸法》2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对外贸易,是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纵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外贸立法,囿于历史的条件,都是仅限于调整货物贸易及技术贸易。我国的《外贸法》制定于九十年代,把国际服务贸易纳入《外贸法》的适用范围之内,无疑更具有时代特征。
  二、《外贸法》所确立的国际服务贸易基本原则和待遇标准
  《外贸法》4条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依法维护公平的、自由的对外贸易秩序。”第15条又规定:“国家准许货物与技术的自由进出口。”因此,作为我国外贸制度的一般原则,是实行货物贸易和技术贸易的自由化,即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应基于中国所参加或缔结的国际贸易协定和条约,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以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并按照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一般地取消数量限制等贸易保护措施。《外贸法》的这些规定是与关贸总协定所倡导的贸易自由化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的。
  然而,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外贸法》并未如同货物和技术贸易那样规定要实行自由化。《外贸法》爱法律,有未来22条规定:“国家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逐步发展。”这是我国充分考虑到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国际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所确立的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基本原则。《外贸法》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服务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中所作的承诺,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换言之,我国给予外国公司企业在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必须基于我国所缔结或参加的相关领域的国际条约和协定中承诺的对外开放的部门和开放的条件。除此之外,我国并不承担额外的义务。该法第24条和25条还规定,出于某些特殊原因,国家可以限制或者禁止国际服务贸易。
  三、我国服务贸易立法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差距
  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一系列处理国际服务贸易的多边原则和规则,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第一,最惠国待遇——每一缔约方给予任何其他缔约方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应立即无条件地同样给予其他任何缔约方相同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
  第二,透明度——每一缔约方必须将影响GATS实施的有关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决定、规则和习惯做法以及该缔约方所参加的有关服务贸易的其他国际协定,及时向全体缔约方通报。
  第三,市场准入——各缔约方应以承诺清单方式,列举对其他缔约方开放的服务部门,拟定开放的期限、限制和条件;同时,在作出市场准入承担义务的服务部门,任何缔约方不得维持或采用限制服务提供者的数量、配额等各种措施。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实质性在于:尽量减少或消除有关服务中的垄断权;允许其他缔约方的服务提供者在本国境内设立机构并扩展商业性介入。
  第四,国民待遇—各缔约方应在其承担义务安排表所列服务部门中,根据其所承诺的条件和资格,采取与提供服务有关的措施给予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应低于给予本国相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有歧视。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服务贸易部门的对外开放以及相应的立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国有关部门陆续颁布了调整外资服务提供者在华开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保护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权益,建立国内服务市场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对照前述原则制度,我国目前在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的立法和实践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其主要表现在:
  首先,迄今为止,我国有关服务贸易的立法基本上是各职能部门自己制订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除了《外贸法》的五个条款外,还未颁布过一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所制定的法律。由于部门立法的本身局限性,使得我国调整服务贸易的法规零乱而不统一,各制定规章制度的部门从本部门的利益出发,为本部门设定权利,引起部门利益的冲突;有的地区和部门出于地区利益和部门利益的驱动,以规章形式规定将项目咨询研究、合同起草等服务业务交给自己的下属机构或相关企业垄断经营。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立法的低层次及缺乏内在一致性,尤其是涉及今后我国可能要承担的国际义务的基本原则制度,这就将影响我国法规的权威性。
  其次,作为我国在申请“复关”过程中所作的承诺之一我国将遵循透明度原则,公布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通过《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文告》公布了数百项尚有效的内部管理文件,此外还废止了不少已失效的内部管理文件,在法规的透明度方面确实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但是,涉及服务贸易领域,各地各部门的内部文件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时是主要作用),法规缺乏透明度仍是外商抱怨的话题。最典型的是,《外贸法》33条规定国家根据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可以建立和完善为对外贸易服务的金融机构。据此,国家进出口银行于1994年初宣告成立,作为我国第一家为外贸服务的政策性银行。然而,它的章程从未公布,其运作方式及申请程序和条件等均未公开,这也有透明度不够的问题。
  最后,即使在已颁布施行的法规、规章中,不少规定还没有接受国际公认准则,其主要表现在许多方面采取内外有别的待遇标准:在银行业务中,外资  
  银行只能从事外币业务,而不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与国民待遇原则相抵触);旅游、运输等服务性收费中,规定对外国人征收较中国人高的费用,这些规定均有待于修改,以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
  四、我国服务贸易立法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相衔接的问题
  我国的发展目标是,到本世纪末,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将由现在的四分之一提高到三分之一左右。《外贸法》规定了我国对于国际服务贸易的基本原则是逐步实现自由化,然而这决非意味着我国可以拖延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进程。不论我国“复关”谈判的最终结果如何,我国都应该以《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的原则制度为基础,制定与此相衔接的服务业的法律法规,以促进我国服务业的成长和发展,因此,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如何根据本国服务业的现状,研究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立法经验,结合多边的服务贸易规则和纪律,加强服务贸易的立法。
  对于我国已经承诺开放的服务领域,我国要对现行的法规、规章进行全面的审查和修改,使之尽可能朝《服务贸易总协定》所确立的原则制度靠拢。并且对一些尚未立法但已承诺开放的服务领域,则应在开放的程度、开放的时间进程及经营范围等方面作出统筹安排,避免立法上的无序现象。
  对于我国拥有比较优势的服务部门如海上运输、建筑承包、卫星搭载服务以及已经初步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服务业等服务部门,应该抓住《服务贸易总协定》为我国服务业走向国际市场提供的契机,即充分运用和享受其他缔约方(在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之后)在相关领域内对我国所提供的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等权利,通过完善的国内立法,在不违背《服务贸易总协定》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以进出口信贷、信贷担保等国际通行的做法,促使这些部门走向国际市场,以实现国内服务业与世界服务贸易的一体化。
  总之,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有选择地、有步骤地、有条件地、有限度地逐步开放服务贸易,最终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这一目标,实现中国服务业与国际服务业的接轨,推动我国服务业发展和同其他国家服务业的竞争,推动我国各类服务行业和服务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反倾销:对策与法制的思考
  韩小鹰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反倾销”是我国外经贸领域的“热门”话题,它不是被人为地“炒热”的,而是被一系列严峻的事实和数字“通热”的:自1980年美国对华第一起反倾销投诉(薄荷醇案)以来,美国对华反倾销投诉已占其投诉总数的20%(不包括台湾地区),欧洲的“进攻”也咄咄通人,1995年2月欧洲制鞋联盟对中国鞋的反倾销案已涉及我国国内2, 000家企业,份额占欧洲市场上中国鞋的80%,达5亿美元;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在“旁敲侧击”: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所以,“反倾销”问题,首先是一个需要寻求紧急对策的实际问题:如何避免外汇直接损失?如何防止外国市场的丢失?其急迫性决不亚于“复关”问题(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
  迄今为止,对“反倾销”的对策思路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1)出口商品一旦被投诉,出口企业怎么应对(如何应诉;如何设法胜诉;如何少交纳反倾销税等等)。(2)用什么办法尽量少被投诉(出口配额有偿指标;海关对出口商品审价等等)。思路无可指责,但效果并不显著。症结所在:执法不严(这也是我国法制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外经贸法制领域中的反映)。比如,出口商品企业在受到外国反倾销投诉后必须去应诉,但对不去应诉的企业怎么处罚?最多是剥夺该企业的进出口经营权。这与给国家造成的直接、间接损失相比显然太轻;权利与义务之间并不平衡,即便如此,执法时也不动真格(以美对华碳化硅反倾销案为例,我国青海五矿和内蒙古进出口公司胜诉后,7.5%和27%的单独税率马上被国内每吨上涨200—300之人民币的收购价和每吨低50~60美元的销售价冲垮)。又如,出口配额有偿指标,如何避免与减少实际存在的外地企业与在京企业、地方中小企业与国有大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因素?再如,海关对出口商品审价,海关的权限较大,它的执法条件、能力、水准是否到位?仅以迄今为止我国面临的最大一起反倾销案为例(涉及到2 ,000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3期家出口企业,但只有占总数3%弱的43家企业准备应诉),就足以证明工作的艰巨性。
  鉴于我国在违法惩处上似乎存有“谨慎有余”的倾向(我们还可以轻易地列举“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罚则为例),鉴于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还鉴于我国法制建设以往经历的惨痛教训,笔者建议:参照邓小平同志主张的对刑事犯罪的惩处应“从重从快”的法治思想,在强调立法的系统性和适当加重惩罚措施的同时,着重研究解决当前外贸领域中的“执法不严”问题(从微观上说,似不应有“加强执法力度”的提法)。此为对“反倾销”的基本对策思路。具体地说,包含两个方面:(1)避免投诉方面。首先,海关按“海关法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规定,要求出口商品发货人或其代理人提供一切能证明申报价格真实、完整、准确的文件,以及反映买卖双方关系和成交活动的一切资料。发现低价竞销情况,应收取申报价格与海关审定价格差额的高额保证金(而不是一般保证金);其次,对瞒报价格的出口商品,处以货物等值或等值以上罚金(而不是货物的等值以下罚金);最后,适当调整或增设出口关税。(2)应诉方面。首先需要的是政府官员与学者的规范而又具体的指示,有远见的企业家不会低估“咨询”的经济价值。其次,在出口企业和生产企业的应诉合作上,在提供替代国的价格和成本资料上(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的相似性、获取原料途径的相似性、国内市场价格的合理性、替代国对国内工业的保护水平、投诉方提供的替代国资料不充分等等)工作应做细。最后,对显然可能败诉的案件,应建立达成“中止协议”或“数量限制协议”的有效机制,以确保在外国市场的份额。
  从法制方面看,建议:“兵分两路,同时出击。”
  一、对关贸总协定第6条(反倾销条款),乌拉圭回合后的《反倾销守则》,美国《关税法》第7章,《综合贸易与竞争法》(1988年),《贸易协定法》(1979年)等有关法律,(包括美国商务部1980年颁布、1989年全面修订的反倾销条例和裁决案例,国际贸易法院对上诉案件的判决,等等)需作定点、专人研究。具体包括:(1)美国法律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判断标准;(2)美国对外国市场价格的计算方法(生产要素法和替代国价格);(3)“市场导向决定价格”的证明;(4)美国市场价格的确定,(5)争取“分别税率”问题;(6)第三国在进口国市场受到投诉的情况和结果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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