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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关于法哲学本体论的思考
【英文标题】 Thoughts on Ontology of Legal Philosophy
【作者】 公丕祥【分类】 法哲学
【期刊年份】 1992年【期号】 1
【页码】 3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938    
  Ⅰ
  当代法哲学研究正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但是,无论法哲学研究如何纷然杂陈,它确乎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点就在于法哲学家们的追根寻源的意向,这种意向力图解读法的现象之终极意义,以便给整个法哲学理论大厦奠定一块牢固的基石。正是这种强烈的共通性,铸造了法哲学本体论系统。当然,不同的法哲学本体论原则,必然形成不同的法哲学体系。
  一种事物的本体是该事物存在的根据。按照德国学者R·莫察克的看法,本体论的涵义是指“在事物的进展中确立基本的东西,在知识的相对性中找出常存的东西,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本体论的目的”[1]。本体论决不是什么纯粹思维的反思工具,也不是为了仅仅追求理论形式的完美,而是一种体现某种精神独创性的哲学思维过程及其理论表现,是一种植根于深厚的永动的社会实践生活土壤之中的理性知识体系。本体论所关注的乃是存在者的意义(性质、规律、生活与发展,等等)。它的价值目标就在于为人们解释世界提供可以遵循的出发点,也为界定存在着大千世界的终极性问题提供理论支撑点,从而确立经验世界的形而上的根据系统。对于法的现象来说,法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对象是法的现象存在之意义,亦即“法的现象是什么”这样一个古老而常新的基本问题。在法的现象世界中,由于存在着法与法律的区别[2],因之,关于“法的现象是什么”的问题,便涵盖着两个层面,即“法是什么”和“法律是什么”。前者指应然意义上的法的涵义,后者则意味着实然意义上的法律的规定性。因为法哲学本体论是要为客观存在的应有与现有这一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创设某种分析工具,所以对于“法的什么”的诠释,则是法哲学本体论的优先目标。
  因此,正在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哲学研究,必须高度重视法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予“法是什么”的问题以新的理论思考。
  Ⅱ
  与法律不同,法与权利具有相通的蕴涵,权利是法的本体,法就体现在社会主体的权利之中,而这里的权利是指先于法律而存在的主体的直接社会权利和权利要求。关于这一点,西方学者曾作过某些有益的探讨。
  语言是一定的法的现象之精神的载体。从词源学意义上讲,权利与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术语,而权利更多地是同法相联系的’。换言之,法与法律亦是有所区别的。欧洲大陆的语言比较丰富,在表述法(权利)和法律这两个概念时,往往使用两个不同的对比的词。比如,拉丁文的ius和lex,意大利文的diritto和legge,法文的droit和loi,西班牙文的derecho和ley,德文的Recht和Gesetz。美国学者费希认为,上述“每对词的第二个指颁布的法律,是由某种立法机关的当局在某个时间和某个地点制定的,所以这是凭意志的法律。每一对词中第一个指法律秩序、结构或体系,是作为一种至少在意思上合理的整体而构思出来的,所以这是凭理智的法律。这种分别在于前者要经过正式决定才成为法律,后者成为法律,是因为它本身是正确的或合理的。因此,只有第一个词而不是第二个词才能用来翻译英文中的principles of law或philosophy of law”[3]在这里,尽管费希对上述每对词中的第一个的内在意蕴解读并不很贴切,因为这些词并不仅仅是指法律秩序、结构或体系,更重要的在于它含有正当、公道、正义、理性、权利等等意味;但是,费希辩析的合理性,就在于他看到了法与法律的差异性。
  相比之下,英语对于法和法律这两个概念的表述则比较贫乏。在英语语言中,很难找到一个与“Law”相对应的确切的语言文字,因而往往用同一个“Law”来表现法和法律这两个实质上并不相同的概念。即便有的学者为了在英语语言中区别法和法律,也只好用“Right”来表示“法”,因为“Right”与拉丁文中的ius、意大利文中的diritto、法文中的“dro”西班牙文的derecho、德文的Recht等等语词的涵义较为相近。也许是因为这种语言上的障碍,有的法学家往往把各种法律和规则联想在一起,并且认为“法”是各种规则的总和或体系。庞德很早以前就看出这种倾向,认为讲英语的法律家在这一点上是上当受骗了,因为关于“法律”(a law)和“法”(the Iaw)这两个概念,在英语中使用同一个字“law”,只是在冠词上改变了。这一点对讲英语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可能产生影响,因为“法律”当然意味着“规则”[4]。
  在法哲学史上,有的学者自觉地意识到法(权利)与法律在语义学上的差异,并且把握了语言差异性背后所潜藏着的法律文化价值的差异性。比如,17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法学家扬巴蒂斯塔·维柯敏锐地发见法和法律这两个词的区别,尽量避免混淆这二者的使用。并且作为一位意大利人,维柯有意突出diritto(法)和legge(法律)的区别。不过,维柯分析的角度是试图指出习俗(custom,consuetudine)与法律(legge)的区别。显然,他把习俗与法(diritto)相等同了。维柯把部落自然法摆在“习俗”的下面,以表示部落自然法相当于法(diritto),而不是摆在“法律”(legge)下面。此外,维柯还把狄阿·卡苏斯的一句话作为《新科学》的一条公理。这句话就是:“习俗象一位国王,法律却象一个暴君”。对此,维柯诠释说“我们应当把这句话里的‘习俗’理解为合理的习俗,‘法律’理解为没有受自然理性灌注生命的法律”[5]在维柯看来,法就是习俗或部落自然法,是自然理性的化身,它构成人类共同意识的基础,因而是人类共同本性的普遍性体现。相对于法律而言,法是合理的、自然的,并且它本身是具有无可辩驳的合理性,因而法是合理性的象征。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黑格尔作为一位很高明的法哲学家,他充分注意到法(权利)和法律的区别,并且把这种区别贯穿在《法哲学原理》的写作过程之中。在黑格尔看来,应然意义上的法与实然意义上的法(即法律)是不同的。前者是指以主体自由为实体和规定性的法;后者是指实在法,是作为法律的法,它具备诸如普遍性的形式、适用上的必然性、强制性和拘束力等等实定要素。前者蕴含着主体的主观自由和权利,主观自由的原则是一种权利;后者则是判断行为本身的客观性法律,它是对人的外在行为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是罪还是非罪的判断。当然,这两种意义上的法并不是绝然相互对立的,它们之间是可以转化的。应然意义上的法要成为实定意义上的法,就必须通过思维明确设定在它的客观实在中,并作为法的东西和有效的东西加以公布,从而法律的东西才作为法而具有拘束力[6]黑格尔所说的以自由为实体的法,其实就是权利。因为用来表述“法”的语词“Recht”,就含有法、权利、公道等等多种涵义。并且,由于黑格尔把自由看成是法的实体性规定,而权利“总是这种实体性的东西的定在”[7],因之在黑格尔那里,权利与法便获得了相通的精神意蕴。
  上述语义学的分析告诉我们,在西方语言尤其是欧洲大陆语言中,法与权利往往是同。一个词,二者是处于同等序列的概念。当然,这里的权利,是指应然意义上的权利,即应有权利。这个语言的事实还表明,应有权利(即法)具有其自身独立存在的客观意义,从本源上讲,它并不是以法律为转移的,因而不能不加区别地把法律看作是权利的唯一基础或根据,不能笼统地把法律看作是权利的先决条件。所以,在有权利的地方,并不一定存在着法律。
  Ⅲ
  把应然意义上的权利视为法的本体,这决非语言思辩的“狡计”。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应有权利是一种直接的社会现象,它表现为社会主体在一定社会条件的作用下所形成的直接社会权利要求。这是因为,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8]。离开这个基本前提去考察人的应有权利,只能是法哲学的虚幻。人作为社会主体与一切动物的区别,就在于自己的价值需要和利益追求是无限的,并且通过实践活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利益。社会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得到满足的过程,乃是主体的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的过程,是主体的行为获得较大的选择自由的过程,也是主体通过行使权利来显示其相对独立性的过程。正是在满足需要和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主体认识到自身价值存在的意义。而社会主体从事满足一定需要和利益的活动这一事实,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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