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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刑附民”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研究
【英文标题】 Researches On Some Problems Of Mental Compensation By Spiritual Damage In Cases Of“ Civil Suit Collateral To Criminal Proceedings”
【作者】 张文志【作者单位】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精神损害赔偿 立法建议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4
【页码】 107
【摘要】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由于缺乏立法规定,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因犯罪行为而受到的精神损害无法得到补偿,这既给当事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也显失公平正义。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因民事侵权行为给受害人在人格、尊严、精神、信誉等人身权造成的损害,行为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给被害人在人身权方面造成的损害强度远远大于民事侵权行为的犯罪行为却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不仅有悖于法治的基本要求,也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因此,我国的刑事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434    
  “刑附民”精神损害赔偿是一个立法上没有规定、理论界见仁见智、实践中确实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没有法律根据,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因犯罪行为而受到的精神损害无法得到补偿,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社会的公平正义无法真正实现。这种状况,不仅严重损害了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
  一、“刑附民”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基础
  精神损害亦称无形损害,系指行为人侵害他人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身权利,给受害人在人格、尊严、精神、信誉等方面造成的损害。这种损害给受害人造成的痛苦一般转化为心理和生理上的创伤,导致其精神活动出现障碍或者使人产生愤怒、恐惧、焦虑甚至绝望等情绪。对于民事法律制度上的精神损害赔偿,学界一般并无异议,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分歧多表现在应当保护的权利的范围、赔偿的范围、有权请求赔偿的主体、数额的计算,以及离婚案件是否应当适用精神赔偿、国家侵权是否应当进行精神赔偿等方面。
  与此不同,对于刑事法律制度上的精神损害赔偿,则有不同看法。传统理论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能适用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其主要理由是精神损害赔偿侵害的是人格权,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格不能当作商品。而以财产方式赔偿精神损失,就等于将被害人的人格作为商品来进行交易。况且,精神损害无法用金钱来衡量。这种观点主要源于苏联及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持这种观点的多主张对精神损害应当采取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等方式补偿。国外学者则多主张可以财产作为补偿精神损害的方式。他们认为,犯罪行为给人造成的精神痛苦对身心健康影响极大,有时会转化为疾病,这就会给被害人带来医疗费用的增加和收入的减少等后果。所以给被害人一定的精神补偿,能够保护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减少精神上的痛苦。
  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确立“刑附民”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首先,民事法律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其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对被侵害人的精神痛苦给予财产补偿,二是对侵权人给予财产惩罚。即对侵权人不仅要求其停止侵权行为,还要在财产方面付出一定代价,因为侵权行为给被侵权人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与此相比较,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在精神方面造成的痛苦远比侵权行为造成的痛苦要剧烈得多;因此被害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应在情理之中。因为对于一般的侵权行为,尚且要给予精神补偿;对于犯罪行为导致的精神损害,被害人如果得不到赔偿,就无法体现公平正义。
  其次,有些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在人身权(即精神)方面造成的损害远远大于财产或者肉体上损害。例如在强奸、伤害致残、以毁容手段伤害、侮辱等犯罪中,给被害人造成财产的损害可能不大,但精神方面的痛苦可能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金钱不能完全弥补受侵害的精神利益,但可以使受害人在其他方面得到精神的享受”。[1]
  第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的立法技术已日趋成熟,现在确定这一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一是自1996年以来,宪法进行了两次修正,“人权入宪”为确立“刑附民”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提供了宪法基础;二是先进的社会理念特别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理念应当有力地催生了这一制度;三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已纳入立法计划,为确立这一制度提供了有利契机;四是立法技术相对成熟,有能力制定既科学合理又符合我国社会生活实际需要的“刑附民”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二、“刑附民”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基础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出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2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为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可见,我国现行立法与司法解释都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排斥在刑事诉讼之外。但这并不意味确立这一制度没有法律上的依据。通观世界各国立法例,不难找出这方面的范例。
  (一)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一项民事法律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为使其成为一项刑事法律制度提供了基础。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早在罗马法时期就初具雏形。其后,开始出现因侵害身体、健康、生命权等非财产损失的赔偿方法,即人身损害抚慰金制度。现代意义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般认为,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最早规定了精神权利,同时辅以相应的保障制度。上个世纪初颁布的《瑞士民法典》也规定了法律所保护的人格权一旦受到侵害,受害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与大陆法系不同,英美法系主要通过判例来确认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美国侵权行为法认为,致人严重精神痛苦的极端无礼行为对受害人造成身体或者严重精神损害的,或者故意损害他人其他利益致使受害人遭受精神痛苦的,或者公用事业雇员傲慢无礼行为使顾客受到身体或者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承担对身体损害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近年来,美国通过判例来确认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种类越来越多,甚至扩展到合同纠纷领域。
  (二)我国民事法律制度中也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损害时,有权要求停止损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要求赔偿损失。”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印发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首次使用了“精神损害赔偿”一词,从而结束了我国理论界对《民法通则》第120条是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争论。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范围、原则等问题都做出了详尽的规定,更加完善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刑附民”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本质依然是民事诉讼,是一种因被告人犯罪行为而引起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这一犯罪行为违反了两种法律,应当承担两种法律责任。“只不过它和刑事诉讼是由被告人同一行为引起的,为了审理的方便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一并加以解决,因此两者不能互相代替。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实体解决应该根据民事实体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在程序的许多方面也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如当事人处分原则,适用调解原则,适用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制度的规定等等”。[2]我国《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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