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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英文标题】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Criminal Law of China
【作者】 樊凤林【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刑法 基本原则 罪刑法定 平等 罪刑相适应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2
【页码】 46
【摘要】

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的确立,是由我国的政权性质和马克思主义刑法观决定的,体现了依法治国的方略,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权保障的需要,是我国实践经验的总结。其确立的标准,一是为刑法所特有,但也不排除与其他部门法共同使用同一原则,二是贯穿于整部刑法中,刑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在刑法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在贯彻执行刑法的基本原则时,应当注意正确理解和科学适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273    
  
  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原刑法进行了重要修订与完善,修订后的刑法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刚、罪刑相适应原则,标志着我国刑法的重大发展,反映着我国刑法新的时代要求。人们以浓厚兴趣认真学习与探讨,同时也提出了许多问题,迫切要求刑法理论工作者给予回答。本文择其要者,谈点个人的理解与认识。
  一、刑法基本原则确立的根据
  我国确立刑法基本原则的根据是什么,只有真正弄懂这个问题,才能够真正理解刑法基本原则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它们的基本含义与真正价值。笔者认为,确立我国刑法基本原则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是由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和马克思主义刑法观决定的。
  确立一个国家的法律原则与制度,既是这个国家政权职能的反映与体现,也是组织、维护、巩固与发展这个国家政权本身的工具和手段。我们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1]我国政权的性质决定了我国刑法的性质。我国刑法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严厉惩罚性的特点。因此,对谁专政、对谁民主,反对什么、保护什么,这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首要问题,因而也是刑法中必须明文规定的首要问题。我国新刑法的任务,其打击锋芒主要指向那些敌视、破坏及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及其他严重的刑事犯罪与严重的经济犯罪。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当然,对于一般犯罪行为刑法也予以制裁。这表明我国刑法任务同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刑法任务有着本质的不同。惩罚与保护是实现新刑法任务的密切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惩罚是手段,保护是目的。在严厉打击敌人,惩罚犯罪的同时,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这也就决定了我国刑法对于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与构成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刑种,各个刑种如何适用,以及各种具体罪的具体量刑幅度等,都必须在邢法中明文规定,实行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作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基本准则。绝不允许罪与非罪不分、重罪与轻罪不分,此罪与彼罪不分,以及同罪异罚、有罪不罚、无罪乱罚、罚不当罪的情况发生。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高度负责精神在刑法中的重要体现。
  一切法律原则与制度,都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法律观在法律中的体现与反映,不同的阶级会确立不同的原则与制度。刑法中的原则与制度也是一样,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刑法观的具体反映与体现。我国刑法确立的基本原则是无产阶级的即马克思主义刑法观的具体反映与体现。所谓刑法观,就是指对刑法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也即对刑法的本质和作用以及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法功能、价值取向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的总称。马克思主义的刑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体现。它实事求是,反映客观真理,揭示客观规律,是正确认识社会和刑法本质与作用的指南。它的基本出发点,是政权的巩固、民族的团结、国家的富强、法制的统一和人民民主权利不受侵犯。因此,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法价值取向、刑法功能、刑法规范、刑法发展与完善、刑法理论研究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权衡利弊,取舍得失,都要受刑法观的影响、制约与支配。我国新刑法规定的三个基本原则,正是马克思主义刑法观的反映与体现,以保证我国的刑法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科学性、客观性与公正性。
  (二)刑法北大法宝基本原则的确立是依法治国方略的体现。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标志着我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在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是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国家立法机关要善于适时制定出国家亟需的法律,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法可循。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到2010年建立起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的任务与目标。并且要求十分重视立法的质量,提高法律的科学性、明确性和可操作性。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其规定的内容十分重要也十分尖锐,关乎生杀予夺。刑法内容规定得是否科学、明确和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是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为了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方略与客观需要,我国新刑法3条、第4条和第5条明确规定了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就为司法机关认定犯罪、分清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确立了重要原则与客观标准,排除与反对任何法外有法及刑外有刑的错误做法。确保在刑事立法中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伟大方略。
  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是严格执法,立法是基础,执法是关键。古人云:“徒法不足以自行。”列宁指出,如果法权规范得不到很好执行,法权便等于零。“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依法治国是从人治到法治的伟大变革,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进程。我国新刑法确立的三个基本原则,是从侧重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向刑法社会保护功能与保障功能并重方向转变。这就是说,为了实现刑法规定的惩罚犯罪,保卫社会的任务,只能惩罚那些实施了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人,并且平等地、罪刑相当地适用刑罚,而决不能以任何借口惩罚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和广大司法工作者必须转变执法观念,提高执法的自觉性,纠正与防止一切与依法治国方针不相符合的思想,特别是要清除“左”的影响和旧的习惯势力,即“左”比右好,“严比宽好”,在具体认定犯罪上“宁‘左’勿右”,在具体适用刑罚上又往往不看具体构成要件,不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就认定为犯罪,扩大犯罪面,以及那种重人治轻法治、重义务轻权利、重立法轻执法等等错误观念。司法机关和广大司法工作者要把严肃执法作为自己的生命线,把打击犯罪、保护人民视为维护公正的重要力量,把维护法律尊严看作是自己应尽的天职。执法不严、办案不公、执法犯法必然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社会的稳定。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搞好社会治安,是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事。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坚决扫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为实现十五大提出的任务和目标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这些精辟的阐述和要求,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和行动指南。而且还要敢于执法,刚直不阿,要敢于同那些“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特权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法律监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我国刑法确立的三个基本原则,正是对认定犯罪与适用刑罚实施法律监督的客观标准。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司法工作人员是否忠于职守,为官清廉,秉公办案具有重要意义。公检法三机关分别握有保证刑法实施的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这些权力都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必须以法律监督相伴,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司法腐败是整个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贪赃卖法,枉法裁判,拘私舞弊等,败坏国家司法机关声誉和法律尊严。马克思说:“要知道,政府当局的存在正是通过它的官员、军队、行政机关、法官表现出来的。如果撇开政府当局的这个肉体,它就只不过是一个影子,一个想象,一个虚名。”[2]中国古谚云:“官廉则政举,官贪则政危”、“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都是表达官吏在立政、执法、治民中的重要性。司法腐败问题无论表现为何种形式、何种特点,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司法权力的滥用,而司法权力的滥用必然导致严重危害司法机关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进而导致司法机关的变质。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司法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执法犯罪者是柱石中的蛀虫,这样的蛀虫熟悉法律,握有重权,更加危险,更加可怕,因而更必须依法严厉惩治。刑法中确立的三个基本原则,并使之法定化,为进行法律监督和防止与纠正司法腐败,做到为官莫贪,贪官必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三)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国家政权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振兴社会经济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强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法制经济,必须用法律规范维护经济秩序,调整经济活动,打击与惩治破坏市场经济的犯罪行为。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特征,即开放性、竞争性、自主性、利益性、等价交换性、不确定性等,决定了在认定犯罪、确定刑罚和裁量刑罚的时候,都必须十分重视它的公正性、平等性和均衡性。公正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法的本性,法是公正的象征。刑法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经济基础的发展与变化,决定着刑法的发展与变化,它是为经济基础的建立、巩固与发展服务的。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他又说: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4]这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和制度,才能够形成正常的市场秩序,也才能够有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的市场关系。
  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是我国刑事法律现代文明的重要象征,标志着我国刑法坚决反对“惩办主义”、“报复主义”,反对剥削阶级使用的那种残废型和肉体刑以及贬低犯罪分子人格的羞辱刑,在收集和使用证据上坚决反对“刑讯逼供”、“肉刑制度”、“口供主义”。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刑法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它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保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教育与文化,都必须有法律制度的保障。刑法是保障法、后盾法,其确立的三个基本原则,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四)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是人权保障的需要。
  人权,是当今世界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所谓人权,从一般意义上说,即人的权利或作为人类的权利。也就是说,一个人,仅因他是人,而不是因他的实际社会身份、能力等,就享有权利。[5]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都属于人权的范围。在阶级社会中,人权表现为“普通权利”与特权的对立。马克思早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权实质上表现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权。中国历史反复表明,国家不能独立,广大人民群众就没有人权可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人权具有天然的联系,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中国公民“所享受的人权范围是广泛的,不仅包括生存权、人身权和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利。”[6]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33条)这种平等原则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贯穿在我国宪法新刑法的一切条文中。刑法刑事诉讼法与保障人权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两部法律,其内容规定得是否科学、合理,对公民的人权保障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在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修订与完善中,凡是涉及人权问题都纳入法制轨道并作出具体规定,凡是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人权保障的规定即予以撤销或修改。这是我们修改两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例如,我国刑法摒弃了类推制度,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三个基本原则。它是我国公民权利的重要保障。刑法还依据三个基本原则的要求作出许多具体规定。首先是保护人身权利。人身权利,即指与人身有关的各项权利,如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人身自由权等。人身权利是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这种权利得到保障,公民方能享受和运用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如果人身权利没有保障,规定和认可其他权利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是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犯罪中最严重的。因此,新刑法规定对故意杀人,故意重伤,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强迫妇女卖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都处以严厉的惩罚,直至处以死刑。新刑法还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严禁非法拘禁、严禁诬告陷害。对严禁的这些罪行分别给予相应的惩罚。其次是保护民主权利。民主权利,即指依法参加国家管理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新刑法明文规定了破坏选举权罪、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罪及其相应的刑事责任。充分体现了对公民民主权利的切实保护。第三,保护其他权利。其他权利,即指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以外的权利,如财产权,婚姻自由权,年老、年幼、患病的家庭成员有受扶养的权利等,刑法明文规定了侵犯财产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遗弃罪等,使公民其他权利切实得到保障。这也都是确立刑法三个基本原则的重要体现与要求。
  刑法刑事诉讼法有着血与肉的联系,都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刑事诉讼法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特别是为协调刑法三个基本原则的正确实施,在保障人权问题上作出了重要修改与完善。诸如取消了收审制度、免予起诉制度,扩大了律师的权利,完善了庭审方式,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些重要修订与完善,对实现刑法的三个基本原则所体现的人权保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证。
  (五)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是我国实践经验的总结。
  同犯罪作斗争的实践经验,是我国制定和修订刑法的一项重要依据,也是确立刑法基本原则的一项重要依据。我国1979年刑法颁布实施17年来的司法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于这些经验,必须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作出正确的评价,以“三个有利于”即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就确立刑法原则而言,要以是否有利于正确地实现刑法开弓没有回头箭任务,而权衡利弊,决定取舍。实践表明,总的看来,原刑法规定的任务和基本原则是正确的,许多具体规定是可行的,对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施中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同时随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必须确立刑法的基本原则,以利于解决原刑法的缺陷和出现的新问题。
  这主要是:
  1.反映新刑法的时代性。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新时期的鲜明特点,就是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原刑法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制定的,因而原刑法的一些具体规定已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例如,类推制度是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相悖的,必须改革与取消,建立起与之相应的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这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必然。
  2.反映新刑法的统一性。原刑法颁布实施17年来,为了适应与不断发生的新的犯罪行为作斗争的需要,我国立法机关陆续制订了22个单行刑事补充规定或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分别作出了大量的刑事司法解释,我国在经济法、民法、行政法中也作出了不少有关刑法规范和刑事责任的规定。实践表明,这些规定和解释,不仅使我国刑法体系出现一些混乱,而且这些规定与规定之间常常发生矛盾与冲突,造成司法实践很难操作与执行。这就需要制定一部统一的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典。同时,对已过时的或不符合三原则要求的规定,如倒卖计划供应票证罪等,进行修改或删除。对于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凡与刑法有关的都要根据刑法确立的刑法基本原则,协调一致。
  3.反映新刑法的完备性。为了适应与新的犯罪行为作斗争的需要,新刑法在原刑法的基础上进行修订,保持了我国刑法的连续性,同时又对一些新发生的重大犯罪行为,根据刑法的基本原则,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如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洗钱犯罪,计算机犯罪,证券犯罪,破坏土地资源的犯罪等等。这些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给国家利益、社会稳定和公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危害。原刑法对这些严重犯罪均没有规定,这就决定了必须对原刑法进行修订与补充,为打击与惩治这些新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和武器。
  4.反映了新刑法的可操作性。可操作性是正确实施刑法的重要的保证。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人权的需要,必须制定一部具体、明确和适用性与操作性比较强的刑法典。这是确立与实现三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要求。原刑法对有些犯罪行为规定得不够具体,比较笼统,操作的随意性比较大,有失法律的严肃性。如投机倒把罪、流氓罪、渎职罪等,人们称之为“三个口袋罪”,有的说“三个罪是三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边装。”又如贪污罪的法定刑从拘役到死刑,法定刑幅度过大,等于没有幅度,司法机关很难操作执行。这次修改刑法把原刑法分则103条增至350条,原刑法规定的160个罪名,增至现在的413个罪名。把“三个口袋罪”作了分解,化解为若干具体条文,取消了投机倒把罪、流氓罪两个类罪名,渎职罪虽然还保留类罪名名称,但把原渎职罪7个罪名(除贿赂罪)具体分解为23个罪名。对于一些罪的法定刑,根据危害程度的大小与变化,作了提高或降低。这次修订刑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凡能够具体规定的尽量规定得具体、明确,使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就更有利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避免执法中的随意性。这是适应客观实际和维护法律尊严的需要。
  5.反映新刑法的国际性。刑法所确立的刑法基本原则及其理论,在刑法和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要使其不断发展、完善和具有强大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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