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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学报(山东审判)》
我国司法组织伦理构建刍议
【副标题】 实证分析与路径研究【作者】 贡绍海 朱峰
【作者单位】 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分类】 司法制度
【中文关键词】 司法组织伦理;现状透析;构建路径【期刊年份】 2012年
【期号】 1【页码】 52
【摘要】

当前中国司法伦理研究和建设呈现出一种与司法实践不协调的状况,即现实组织的伦理在场与伦理世界的组织缺场的关系相对紧张。组织中的伦理问题已经成为组织成长中继资本、技术和制度之后又一个受到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着重于对司法组织伦理问题的实证分析与路径研究,以期为当前司法伦理建设提供新思路、新策略。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9916    
  一、司法伦理研究范式的辩证转换:从个体到组织
  (一)司法组织的伦理特性
  当代道德哲学的贡献之一是,对组织的伦理特性的反思。传统道德哲学认为个人才是道德责任的不二主体,而事实上,组织作为人的必要生存形式,已经成为现代“有机团结”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在现实世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当代道德哲学将组织作为其关注的首要对象,并将组织作为道德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基础。这种研究使道德伦理问题的研究更具有了普遍的现实性。[1]
  就司法伦理研究而言,当代道德哲学研究范式的辩证转换具有明镜之鉴。长期以来,我们将司法伦理研究和建设的重点放在法官个体素质上,认为法官个体才是司法伦理建设的主要承担者和参与者。事实上,法官个体和司法组织都应当被视为是道德行为者,因为它们或多或少都享有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包含相应的道德责任和义务,[2]它们的伦理指向都会对司法裁量过程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法院在行政管理上实行院长负责制,在审判业务上实行合议庭、审判委员会集体负责制,司法组织[3]无疑是具有实质影响力的道德实体,因此我们需要对司法组织进行伦理思考和道德问责。
  (二)司法组织伦理与法官个体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4]
  司法组织伦理与法官个体道德是相互区别的概念。首先两者关注的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作为“整个的个体”[5]的组织,后者的主体是个人。由于主体不同,两者的构建途径、目标也有所不同。司法组织是制度化、结构化的伦理实体,因此司法组织伦理的构建必须通过制度化的途径。相较之下,法官个体道德具有主观性和层次性。从角色承担关系来看,法官个体道德应具有规范的自由性。法官道德的构建目标可以从三个层次来描述,即底位(普通道德)、中位(职业道德)和高位(社会责任意识)。[6]其构建途径除了依靠外在制度规制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和培训实现道德的内化。
  同时,司法组织伦理与法官个体道德又是具有密切关系的概念。(1)从内涵上讲,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法官个体道德是司法组织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组织伦理的能动表现形式。(2)从结构上讲,两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组织之中的个体并非孤立的,而是有机联系的个体。因此,作为整体性的组织伦理,在司法伦理建设中会发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功效。(3)从价值上讲,两者互为目的与手段。司法组织伦理的构建是一个从个体到群体再到个体的过程。组织伦理尽管以群体伦理的形式出现,但其起点和落脚点都是个体道德问题。同时,个体道德素质的完善无疑会促进组织伦理的构建,并能维持组织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可以说,司法组织伦理与法官个体道德之间是相互作用、共同发展。
  (三)司法组织伦理的结构要素
  从宏观上讲,司法组织伦理的结构要素包括内在气氛和外在形象。司法组织的内在气氛主要体现在司法者对司法组织目标和手段的认知、认同以及行为趋向。司法组织的外在形象则是司法内在德性气氛在公共关系领域的全方位呈现。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外在形象涉及公众对司法形象的评价问题。也就是说,司法组织的外在形象是司法组织的客观实在与公众主观认知、评价的结合体。
  司法形象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理念形象、行为形象和物质形象。司法形象的塑造并不仅仅在于组织所具有的现代化技术,健全完备的管理制度和规章,更在于组织所具备的高水平道德素质。由此可见,司法形象内在地包含伦理向度和要求。浅层次的物质形象是法院伦理风尚的直观体现;中层次的行为形象以制度为载体实现司法伦理的规范化;深层次的理念形象指明了司法工作的宗旨与价值目标。在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下,司法组织不仅要解决目的善,而且要在目的善的指引下实现手段善,司法工作方式也应当由单一的“命令式”转变为“命令式”与“沟通式”的结合。[7]由此可见,司法形象是一项包括精神、制度、物质文化的全方位、复杂工程,其目标是实现司法在公共关系领域中的心理优势、市场优势、人文优势。[8]爱法律,有未来
  二、我国司法组织伦理构建的现状透析:以“窝案”和“高官案”为例
  (一)问题:“窝案”和“高官案”
  当前中国司法伦理研究和建设呈现出一种与司法实践不协调的状况,即“具体表现在现实组织的伦理在场与伦理世界的组织缺场的相对紧张之中。”[9]尤其是近十年(2000年—2010年)来全国法院系统内“窝案”和“高官案”频发,我们很难再将这些现象的出现单纯地归因于法官个体道德素质的不高。这充其量只是原因之一,却并不是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
  1.司法系统内爆出的“窝案”,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利益均摊下的盲从所致。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组织中的科层体制限制了个体对价值问题的反省,由此导致了现代科层制组织中盲从现象的普遍发生。当个体仅去关注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任务而不去追问其行为的道德性时,组织伦理的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此时组织伦理出现“出场”,那么伦理问题就会处于真空地带。此外,现代社会结构和伦理问题的复杂性,使得个体道德不足以保证道德行为的发生。可以说,组织伦理在公共权力约束机制上的缺失,直接导致了贪腐机会的产生。由此可见,组织中的伦理问题已经成为组织成长中继资本、技术和制度之后又一个受到关注的焦点问题。
  2.司法系统内爆出的“高官案”则揭示出组织中个体的角色混淆和利益冲突问题。近十年来我国法院系统中领导犯案的比率居高不下。据有关报道称:仅2008年,全国法院副庭长以上领导干部违法违纪人数约占违法违纪总人数的41%。[10]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一旦公共伦理意识淡薄、未充分考虑公职工作所承载的伦理准则与特性,就会在角色选择上产生困惑—是作为公共利益守护者还是个人利益维护者,从而引发内在的深层矛盾。“这一使多层角色发生错位的道德缺陷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公共利益塌陷、堕落于与个人利益的纠结中,(公共利益的)价值优先性丧失殆尽。”[11]
  (二)原因分析
  我们认为,上述问题的出现,究其根源,可以归结为当前我国司法组织伦理建设中存在的“四个不到位”:
  一是认识不到位。在法院文化建设中,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司法组织伦理建设的重要性,没有正确理解和处理好司法组织伦理与法官个体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甚至简单地将司法组织伦理等同于法官个体道德。结果是,法院中一旦出现法官违法违纪问题,我们惯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此就只能达到治标而不能达到治本的效果。我们应当调整司法伦理建设的总体思路,应当从组织伦理的高度剖析各种问题背后存在的深层原因,应当用一种系统思维来考虑和破解司法伦理之困境。
  二是行动不到位。由于我们对司法组织伦理建设认识不到位,直接导致的就是法院伦理文化建设中的目标不明确、措施不恰当。目前我国法院伦理文化建设偏重于硬件文化建设,而忽视软件文化建设,或软件文化建设方式不当;更注重突显政绩的短期工程,而忽视作为百年大计的长期工程。在伦理文化建设中,管理制度是保障。随着法院工作的不断发展,司法伦理问题会变得更为复杂。要保持和提高法院工作的社会执行力,必须借助系统的作用,建立科学、完善的司法伦理管理制度。
  三是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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