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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学报(山东审判)》
再审新证据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作者】 于金强【作者单位】 诸城市人民法院
【分类】 司法【中文关键词】 再审;新证据;评价;重构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1
【页码】 72
【摘要】

再审新证据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事由之一,我国目前对再审新证据的规定过于原则,不具有操作性,笔者结合审判实践,对再审新证据从立法目标、证据属性、以及提出主体三方面提出了理性反思和重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9906    
  再审新证据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事由之一,对新证据的理解直接关系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范围以及证据是否会失权的问题,所以如何界定新证据便成为民事诉讼理论和实务中引人关注的重大问题。我国再审程序师承苏联,过于关注客观真实,注重有错必究,有必要借鉴一下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规定。但立法技术再高超的法律,如果不符合本国国情,则为恶法。因此,我们在借鉴先进经验时还要关照我国的国情。
  一、再审新证据之反思
  (一)《民事诉讼法》再审新证据之评析
  1.再审立案标准不明确,不易把握。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179条规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当提起再审。“足以”,是“完全可以”的意思,“只要是提起再审的案件,就应当推翻原判决、裁定。”如此规定,容易给人产生一种错觉,即因有新证据提起再审的案件一律应予以改判。但我们认为,案件审理是一个逐步发现真实的过程,还牵扯到当事人权利的处分及举证责任的分配等问题,即使是已经提起再审的案件亦有可能不改判。以新的证据提起再审的,不宜硬性要求凡提起再审者一律改判。《民事诉讼法》对此未予关照,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最高院对于这一问题一直未加以明确,导致不同法院有着不同的认识及做法。有的法院重在考察提出的新证据是否具有“崭新性”;有的法院采取的是足以推翻必然性标准;有的法院采取的是足以推翻盖然性标准。法院的做法尚且各自不同,让当事人和律师代理如何应对?司法的不统一是对法院形象、法律权威最大的伤害。因此,有必要对再审立案的标准加以明确。
  2.《民事诉讼法》未定义“新的证据”,实践中不易操作。《民事诉讼法》未规定何为“新的证据”,不符合逻辑推理“三段论”基本要求,导致实务中法官对“新的证据”的理解不同。所谓“三段论”是由大前提、小前提得出结论,《民事诉讼法》对何为“新的证据”的大前提没有规定,法官在适用“新的证据”裁判案件时就会无所适从。
  (二)证据规定再审新证据之评析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规定:“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所谓新发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是指在此之前客观上没有出现、不存在;或者虽然出现、存在,但从当时的具体情况出发,根据当时的条件等诸多因素当事人无法知晓该证据已经出现。[1]按照当时的理解,新的证据包括新出现的证据和新发现的证据。
  1.再审新证据包括新出现的证据不合理。李浩先生认为,新出现的证据能否提起再审涉及到既判力理论中的既判力的标准时。[2]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既判力的标准时确定在事实审的最后一次言词辩论终结之时。如果事实存在于标准时之前,就应当在此之前提出。如果事实是在既判力标准时后新发生的,既判力对这样的事实就无遮断效力,事人就完全能够在新的诉讼中向法院主张这一事实,不应当以新出现的证据提起再审。
  2.未区分主观原因不合理。对于第二种情形,《证据规定》定位于由于客观原因致使当事人无从发现的证据为新证据,并没有区分证据持有方不提供证据是否为故意,均应认定为新证据。另外,如果当事人“按照当时的条件”知晓证据的存在,但因为客观原因无法提供的也不能认定为新证据。如此规定,对故意的当事人过于仁慈,对于囿于客观原因无法取得证据的当事人过于严格。致使应该进人再审程序的案件未提起再审,不应该进人再审程序的案件反而提起再审。
  (三)审监解释规定之评析
  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审监解释》),规定了四种再审新证据: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原审庭审结束后原作出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者重新鉴定、勘验,推翻原结论的证据;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供的主要证据,原审未予质证、认证,但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当视为新的证据。
  1.原则上不允许以新出现的证据提起再审是一种进步。《证据规定》允许以新出现的证据提起再审,《审监解释》持否定态度。诉讼时不存在的证据,在诉讼终结后出现的新证据表征为另一法律关系,不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羁束,当事人可另行通过诉讼解决。我们认为,《审监解释》的规定更合乎常理,不能让法官对未出现的事实负责,判决生效后以新出现的证据改判原审,法院、法官要担上原审判决错误的骂名。
  2.对超出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也作为再审新证据启动再审程序,证据失权制度名存实亡。第四种新证据是“当事人已经提供,原审未予质证、认证”,什么情况下法官会不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认证呢?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因超出举证期限而失权的证据,对方不同意质证。这是对《证据规定》的颠覆,会使《证据规定》确立的证据失权制度名存实亡。笔者认为,《审监解释》可能是迫于上访、维稳的压力才作出此种规定。通过让本应失权的证据复活,尽量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减少法院的压力,但这是以牺牲程序正义为代价的,从实效来看并不好。对故意在原审中不提出证据,拖延诉讼,积蓄力量打再审的当事人来说也太过于仁慈。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可能不多,但只要有那么几件发生,就是对法律的不尊。即使允许另一方当事人可就损失请求赔偿,但这无形中又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浪费了司法资源。
  二、再审新证据立法目标之重构
  《民事诉讼法》177条出现了“确有错误”的表述,第178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前提是“认为有错误的”。由此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将再审程序定位于“纠错”,而作为再审程序启动事由之一的再审新证据的规定仍是在“有错必纠”指导理念下的设计。其实民事再审的这种功能定位是不准确的,我国再审程序制度设计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其根源都在于此。[3]凡是有错误的案件,发现后均应当予以纠正。审判中的法律真实只能无限接近客观真实,而无法达到客观真实。所以笔者认为,设置再审程序的目的是要为当事人提供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
  如何规定再审新证据,应服从于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理念。如果民事诉讼法倾向于实体正义,那就应该对新证据从宽把握;如果民事诉讼法倾向于程序正义,那就应该对新证据从严把握。因此,讨论再审新证据时,首先要解决再审程序的立法理念问题。只有在正确理念的指导下,才能确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符合法学理论的再审新证据制度。笔者认为,对再审新证据进行立法时,目标定位应着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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