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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律师》
战略威慑理论
【作者】 陈瑞华【分类】 刑事诉讼法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7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0638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律师从事无罪辩护和程序性辩护经常面临重重困难。从理论上说,无罪辩护是一种以彻底推翻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为目的、说服法院作出无罪判决为目的的辩护形态。而程序性辩护通常是指通过指控侦查行为、公诉行为和审判行为存在违反法律程序的情形,来说服法院作出宣告无效之裁决的辩护形态。作为两种常见的辩护形式,无罪辩护和程序性辩护都会使控辩双方处于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诉讼对抗之中,也使得法院保持独立、超然和权威的诉讼地位显得格外重要。然而,恰恰是由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过于滞后,法院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法院的无罪判决率一直保持持续走低的态势,律师的无罪辩护意见通常很难得到法院的采纳。与此同时,很多律师尽管也提出了持之有据的程序性辩护意见,如申请法院排除非法证据的辩护意见,但法院真正予以采纳并作出宣告无效之裁决的案例则是少之又少。

面对这样的司法困境,一些律师基于最大限度保护委托人利益的原则,在一些重大敏感案件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辩护理念,那就是以无罪辩护向法院施加压力,通过程序性辩护来制造一系列案件疑点,最终促使法院作出从轻量刑的辩护策略。在这种辩护过程中,律师明知无罪辩护很难取得成功,却将无罪辩护作为迫使法院出具真正裁判理由的手段;律师也明知程序性辩护意见难以为法院所接受,却通过指控侦查人员、公诉人员或者审判人员存在违反法律程序的问题,来申请法院作出“留有余地的裁判意见”。最终,辩护律师达到了说服法院从轻量刑的目的。尤其是在一些特别重大的案件中,这种辩护策略的灵活运用,还可以达到“免死辩护”的效果。对于这种以无罪辩护和程序性辩护作为战略威胁手段,通过向法院施加强大压力来迫使其作出从轻量刑之裁决的辩护理念,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威慑理论”。

战略威慑理论之所以可以被律师采用为一种普遍的辩护经验,主要是因为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法院既没有作出程序性制裁的权威,也缺乏作出无罪判决的独立性。首先,面对强势的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法院无法对其侦查行为和公诉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实质性的司法审查,更难以对那些侦查机关非法收集的证据排除于法庭之外。结果,遇有被告方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场合,法院很少敢于宣告侦查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更遑论将某一关键有罪证据排除于法庭之外了。其次,在“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刑事司法体制下,法院一旦作出无罪宣告,即意味着侦查工作和公诉工作受挫,也等于刑事追诉活动的彻底失败。而在法院不具有权威性和独立性的体制下,法院要作出无罪判决,根本缺乏体制上的保障。结果,遇有那些侦查机关存在严重程序违法行为的案件,遇有那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疑难案件,法院通常选择的是“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这种裁判方式,说白了就是对于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不作无效之宣告,对于尚未达到定罪标准的案件不作无罪之宣告,而是选择从轻量刑,或者在量刑上“留有余地”。由此,法院既维护了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面子”,又对案件作出了适度的反应,还避免了因为案件最终被发现属于冤假错案所可能带来的职业风险。

当然,“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本身是存在争议的,甚至被视为冤假错案之源。近年来发生的杜培武案件、佘祥林案件、赵作海案件、张辉张高平强奸杀人案件等冤假错案,几乎都是在法院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的影响下发生的。对于这种裁判方式,我们应当予以否定,应当鼓励法院保持司法裁判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我能说我还比较喜欢洗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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