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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消费者撤回权的合理限制
【副标题】 价值补偿与用益返还的双重进路【作者】 于程远
【作者单位】 德国波恩大学罗马法与比较法史研究所【分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产品质量法
【中文关键词】 撤回权;商品完好;检验权;价值补偿;用益;不当得利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9
【页码】 93
【摘要】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第3款第1句中“商品必须完好”的要求宜理解为价值补偿规定,而非撤回权的行使要件。对“商品完好”标准的确定,应当充分考量撤回权制度的立法目的,法律应充分保障远程销售合同中的消费者检验商品的权利,只要商品的性质允许这样一种检验行为。在“为检验商品而为的必要行为”的范围内,消费者可以行使撤回权,无须对货物价值贬损进行补偿,也无须返还用益;若依据商品性质,即便是消费者“为检验商品而为的必要行为”也会给经营者带来不合理或不成比例的损失,那么此类商品应当属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允许经营者在订立合同时排除撤回权制度的适用。此外,消费者撤回权的行使应当以保障其检验权为已足,若消费者基于撤回权的行使获得了超出撤回权制度目的之外的利益,则应当依照不当得利的相关规定予以返还;若消费者对商品的使用行为明显违背了诚实信用等民法基本原则,则其不能行使撤回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0057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5条确立的消费者撤回权制度旨在对消费者在特定情形下的意思表示障碍提供救济。但是,消费者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可行使撤回权,以及撤回权行使的具体效果为何,在立法上并非一目了然,在实践中也存在颇多争议。例如,对该条规定的“商品必须完好”应当作何理解,究竟是理解为撤回权的行使要件还是理解为行使要件之外的价值补偿条款?消费者在撤回权行使期限内实际使用了商品,获得了使用收益,对于这部分收益是否需要返还?消费者撤回权攸关经营者利益,在实践中,经营者为降低因消费者行使撤回权带来的经济损失而多方面限制撤回权的行使或增加消费者行使撤回权成本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如何在保障撤回权不被架空的前提下维持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显得至关重要。本文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5条入手,结合德国相关立法与司法上的经验与教训,从损害填补和获益返还两个方面探索撤回权制度下消费者利益与经营者利益的平衡路径。
  一、德国法上消费者价值补偿与用益返还义务立法的发展
  自撤回权制度进入《德国民法典》以来,相关规定始终处于变化和修订之中。其中概括性地规定消费者撤回权的第355条至今已是五易其稿,[1]规定撤回权行使之法律效果的第357条亦是如此。对本文所讨论内容有重大意义的是,根据自2014年6月13日起生效的第357条之规定,撤回权行使的法律效果不再指向法定解除权的相关条文,这意味着撤回权相关条文(第355条以下)从此成为独立的请求权基础。本文此部分关注此次修订带来的消费者价值补偿与用益返还义务的变化,以及现行《德国民法典》第356条对于远程销售合同下消费者行使撤回权相关内容的细化规定。
  (一)2014年《德国民法典》修订前与解除权规定挂钩的消费者价值补偿与用益返还义务
  德国法学界对消费者撤回权性质的争论由来已久,一种观点认为撤回权的性质与撤销权类似,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撤回权是一种特殊的解除权。[2]2014年修订前的《德国民法典》第357条第1款第1句将消费者行使撤回权的法律效果指向解除权的相关规定(同法第346条)。这也间接肯定了撤回权是一种至少在法律后果上近似于解除权的权利。然而与解除权的相关规定相比,行使撤回权所致的返还关系尤其在价值补偿与用益返还方面存在特殊性。
  1.撤回权制度下消费者的价值补偿义务
  在消费者价值补偿义务方面,由于2014年修订前的《德国民法典》第357条第1款第1句将撤回权行使的法律效果指向法定解除权的相关规定,所以对于商品的价值贬损原则上应当适用同法第346条第2款之规定。根据该第346条第2款第1句第3项的规定,在解除合同的情形下,对于因为将物纳入使用而为的合理行为(bestimmungsgemaeβe Ingebrauchnahme)导致的价值降低,买方无须进行补偿;而同法第357条第3款则特别规定,“与第346条第2款第1句第3项之规定不同”,消费者在行使撤回权后,对于将物纳入使用而为的合理行为所造成的价值贬损须承担补偿义务,而仅对测试商品品质、性能以及运作方式等行为造成的价值贬损免于承担补偿义务。
  在很多情形下,测试商品品质、性能以及运作方式等行为在外延上小于将物纳入使用而为的合理行为,例如将裤子的扣眼剪开等属于将物纳入使用而为的合理行为,根据有关解除权的规定虽无须承担价值补偿义务,但超出了测试商品品质、性能以及运作方式等行为的范畴。也就是说,消费者在行使撤回权时可以免于价值补偿义务的行为范畴较之解除的情形通常更为狭窄。[3]如此规定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费者将物纳入使用而为的合理行为的范围相对较广,如果完全排除此等情形下消费者的价值补偿义务,在远程购物的情形下,由此产生的成本将会由经营者承担。然而在某些情形下此类成本可能过高,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在机动车买卖中,机动车首次上路之后的价值便会下降大约20%。[4]
  2.撤回权制度下消费者的用益返还义务
  德国法上消费者撤回权的法律效果是否与解除权的相关规定挂钩,对于消费者用益返还义务的意义尤为重大。根据2011年8月4日至2014年6月12日生效的《德国民法典》第357条第1句,只要无其他规定,撤回权制度适用法定解除的相关条款,而同法第346条第1款则规定了在法定解除情形下的用益返还义务。这就构成了德国法上消费者用益返还义务的请求权基础。
  (1)用益的概念
  “用益”是德国民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根据《德国民法典》[5]第100条的规定,“用益”(Nutzung)是“孳息”(Fruechte)与“使用收益”(Gebrauchsvorteile)的上位概念。在债法上诸如继续履行(Nacherfuellung)[6]、解除合同(Ruecktritt) [7]、不当得利(ungerechtfertigte Bereicherung)[6]等相关规定中均可见其身影,诸如现行《德国民法典》第987条、第988条等物权法上的规定亦是如此。其中,值得探讨的是2014年修订前的《德国民法典》第346条关于合同解除法律效果的规定,第1款直接规定了在合同解除时,合同双方在各自的履行标的之外对于所获用益负有返还义务,第2款第1句第1种情形规定了当返还标的根据其自然属性不能交付或返还时,则应当予以价值补偿。德国法上消费者撤回权的行使效果曾一度与解除权的相关规定挂钩,构成原先德国法上消费者在行使撤回权时的用益返还义务的基础。
  无须争议的是,在解除合同的情形下,买方应当向卖方返还从合同标的物处获得的用益。然而此处的“用益”与标的物的“价值贬损”是不同的概念,买方获得的用益并不必然地构成标的物的价值贬损,商品的价值贬损也不等同于买方获得的用益。[9]从概念上看,用益是指物或权利的孳息以及对物的使用或权利的行使所带来的利益,[10]而物的价值贬损则是物之主体遭受的不利改变或者物之使用性能遭受的损害;[11]从数额上看,使用收益的数额高低也并非总与通过使用导致的物之价值的贬损相等。[12]实际获得的用益与价值贬损数额的增长在时间上也并非总是保持一致。例如在物被最初投入使用时,其遭遇的价值贬损通常明显高于之后。此外,在卖方交货之后,即便买方没有使用商品,商品也有可能基于诸如技术革新等原因遭遇价值贬损。在此种情形下应当关注的并非在财产增值意义上的用益的返还,而仅仅是对由价值贬损带来的财产损失的补偿。[13]根据《德国民法典》关于解除的规定,对于因为将物纳入使用而为的合理行为导致的价值降低,买方无须进行补偿。[14]只有当买方的使用行为超出了“将物纳入使用而为的合理行为”的范围时,其才需要对额外的价值贬损予以补偿。然而此处补偿的是物的价值贬损,对于消费者基于使用而获得的收益则应基于《德国民法典》第346条第1款的规定予以返还,因此与物的价值贬损着眼点不同。此外,用益返还与对物之价值贬损的补偿之间的差异还体现在责任要件上。在合同解除的情形下,买方只要尽到了与照管自己之物同等的注意义务,原则上即可免除对于价值贬损的补偿义务;而在用益的返还问题上则无须考察责任要件。[15]
  (2)使用收益的计算方法
  实践中在消费者行使撤回权的情形下,所涉多为使用收益的返还问题,而后者根据其自然性质通常无法直接返还,则必须通过价值补偿(通常为金钱给付)的形式进行。对于价值补偿数额的确定,德国司法实践中已有相对成熟的计算方法。在使用者自用(Eigennutzung)的情况下,用益数额可能由使用者基于使用行为所节约的费用得出,此费用的高低可参照所签订的为获得标的物使用许可的相应有偿使用合同确定。[16]特别是在房产买卖合同解除后返还的情形中,自用产生的用益数额原则上取决于该房产或同类房产的通常租金额度,[17]原因在于房产无限制的使用寿命使得对其基于使用产生的价值损失无法计算。[18]然而对于动产而言这条规则并不适用,动产在自用情形下的使用收益通常是基于标的物的价格、使用者对标的物的实际使用情况(通常按占有时间的长短确定)、标的物的使用寿命等计算得出。计算公式大致如下:使用收益=标的物价格×实际使用时间÷标的物使用寿命。对动产采用此种计算方法的主要原因在于动产的购买与租赁之间的价格差异较大,如果按照租赁标准计算使用收益,则后者的数额可能过高。购买人并非潜在的承租人,故而一个希望通过购买而获得标的物使用收益的人,不应在合同解除后承担如同签订租赁合同一般的法律后果。[19]如果标的物存在瑕疵,且此瑕疵影响使用者的实际使用,那么需要返还的使用收益亦应按照受影响的情况进行削减。[20]比较特殊的是机动车,对于机动车使用收益的计算并不是依据使用者的占有时间,而是通过里程表上显示的机动车在被使用人占有期间实际行驶的里程数与同类型车辆预期能够行驶的总里程数的比例确定。[21]同样地,对于类似机动车的其他可以借助计数器或者类似设备确定商品的实际使用情况的,应当依照仪器测定的实际使用情况计算用益。可以肯定的是,如前所述,在动产自用的情形下以使用时间为基础的用益计算方法更多地是出于举证方面的考量,其实质在于认为商品被消费者购买后会在通常的范围内被投入使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德国民法典》第347条第1款的适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压缩。[22]
  (3)《德国民法典》第312e条关于消费者用益返还义务的特殊规定
  在2011年8月4日以前,消费者于行使撤回权后,在所有情形下均应依2011年修订前的《德国民法典》第346条关于解除的规定返还所获用益。为响应欧洲法院对“皮娅.梅斯纳尔案”作出的判决,自2011年8月4日起生效的《德国民法典》第312e条[23]对消费者用益返还义务作出了特殊的限制。根据此条规定,远程销售合同中的消费者在行使撤回权后,只需对其超出测试商品性能与操作方法范围的使用行为承担用益返还义务,而经营者必须在订立合同时妥善告知消费者相关事项,除非消费者已通过其他途径得知。此规定以“测试商品性能与操作方法的使用行为”为界,区分出消费者需要承担用益返还义务的行为范围以及免责的行为范围,并将消费者知情设置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对于上述范围内的行为,消费者无须返还用益,即便其行为超出了上述范围,在计算用益时也应将该范围内的用益排除在外。[24]
  (二)2014年《德国民法典》修订后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独立与细化
  1.独立的请求权基础及其影响
  《德国民法典》中关于撤回权的规定于2014年经历了重大修订,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修订后的《德国民法典》第357条对于撤回权行使法律后果的规定。依据自2014年6月13日起生效的新法,消费者行使撤回权的法律效果不再指向《德国民法典》第346条关于解除的规定。自此,该法第355条至第360条构成对撤回权的封闭性规定,成为独立的请求权基础。[25]为了响应欧洲法院对“皮娅·梅斯纳尔案”的判决,2011年修订的《德国民法典》第312e条曾针对远程销售合同被撤回情形下的消费者用益返还义务作出规定,而在2014年对第312e条的修订中,原本第312e条的内容被彻底抹去。这就意味着自2014年6月13日起,远程销售合同中的消费者即使行使撤回权,也将不再承担任何用益返还义务。[26]对于此项修改,无论是立法者还是学界都未给出实质性理由。[27]对于撤回权制度下消费者对商品价值贬损的补偿义务,同法第357条第7款直接规定,若消费者的行为超出了测试商品品质、性能以及运作方式的范畴,则其需要对由该行为导致的商品的价值贬损予以补偿,只要经营者曾对此作出合乎相关法律要求[28]的说明。与此同时,同法第356条将远程销售合同撤回权的行使期限缩短,设置了12个月14天的最长期限。[29]
  撤回权的相关规定与解除权彻底脱钩,为德国学界继续对撤回权的性质进行讨论创造了空间。[30]然而规则上的脱钩并不意味着彻底与这个制度告别,可以肯定的是撤回权依旧是一个从效果上看与解除权近似的形成权,[31]而德国立法者依旧将撤回权编纂于“消费者合同的解除、撤回权”这一标题下,由此足见其态度。[32]
  2.基于远程销售合同特点的规则细化
  近年来德国对于消费者撤回权的相关立法几易其稿,对远程销售合同中的消费者撤回权的相关规定不断予以细化。而德国法上远程销售合同下的消费者撤回权制度,越来越多地着眼于远程订约形式的特点,同时也愈发注重基于不同类型商品的不同性质作出微调。
  例如现行《德国民法典》第356条特别规定了“在营业场所之外签订的合同以及远程销售合同情形下的撤回权”,与此前的版本相比,[33]新的规定细化了撤回权行使的流程与撤回权的起算时间。首先,其第1款规定经营者可以使用民法施行法附件[34]中的格式表格或者在网页上提供其他清晰的撤回权说明,以此为消费者提供行使撤回权的机会。[35]而一旦消费者填写了这些表格以行使权利,经营者应当通过一个长期的数据渠道毫不迟延地确认撤回通知的到达。其次,其第2款则十分细致地规定了撤回权的如下起算时间:对于商品买卖而言,原则上撤回权从消费者或者一个他所指定的第三人(此第三人不能是承运人)收到货物时起算;如果消费者在一个订单下订购了多件商品,且这些商品被分别寄送,撤回权则从消费者或者一个他所指定的第三人(此第三人不能是承运人)收到最后一件商品时起算;若某个商品分为多个部件分别寄送,撤回权则从消费者或者一个他所指定的第三人(此第三人不能是承运人)收到最后一个部件时起算;若合同约定卖方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内持续定期供货(regelmaeβigeLieferung),则撤回权从消费者或者一个他所指定的第三人(此第三人不能是承运人)收到第一件商品时起算;对于客体为供水、供气、供电、供暖以及并未附着于某一特定数据载体之上的电子内容的合同,消费者撤回权从合同订立时起算。最后,其第3款又规定,若经营者未向消费者作出符合民法施行法相关条文[36]要求的妥善说明,则撤回权期限不起算。但无论如何,撤回权最晚在现行《德国民法典》第356条第2款或第355条第2款第2句规定的时间点(指合同订立时)之后12个月14天后归于消灭。[37]
  在运费方面,新修订的《德国民法典》第312e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仅能在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38]对消费者妥善履行相关的告知义务之后,方可向对方请求支付运费与其他费用。
  (三)德国相关立法发展对完善我国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借鉴意义
  1.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5条作为独立请求权基础
  从德国法上的立法发展与实践经验至少可以看出,将消费者行使撤回权的法律后果指向其他法条,虽然看似一种更具体系性的处理方法,但由于消费者合同关系的特殊性,在司法实践中不得不一再制定例外规则对消费者权益加以保障,继而反作用于立法,使得相关法律规定频繁变动。这一点在用益返还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不仅仅是消费者行使撤回权后的用益返还问题,甚至在消费者合同的继续履行(Nacherfuellung)问题上,《德国民法典》也就消费者的用益返还义务作出了特殊的规定。[39]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5条所直接规定的消费者撤回权的适用范围、行使要件、法律后果等要素构成了其独立请求权基础,似乎不存在上述德国法上的问题。然而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中需要警醒的是,若试图依照撤回权属性,运用上位概念的权利一般规则与同类权利规则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5条进行进一步解释,则应当尤为慎重。[40]德国法的相关立法发展与其说是经验,不如说是教训,因为其已经显示出在法律适用中依撤回权之性质上溯至上位概念规则所引发的一系列难题。故而如果要运用上位概念规则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5条作出进一步解释,应当立足于消费者合同的特点、消费者撤回权适用范围的特殊性与上位概念规则的构成要件本身,而非基于撤回权属性与上位概念的联系。事实上更佳的方法是在立法上直接细化消费者撤回权的相关规定。
  在此方面,我国国家工商总局于2016年8月5日公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41](下文简称《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12条、第13条便对消费者撤回权(该文本采“无理由退货”的表述方式)作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特别是着力细化规定了不适用撤回权的商品范围与“商品完好”的认定标准与认定方式。《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12条进一步明确了经营者原则上不可擅自扩大不适用无理由退货商品的范围,而仅在该条第1款规定的三种例外情形下,经营者可以经消费者购买时确认排除撤回权的适用。此条规定实际上确立了消费者撤回权“半强制性”的特点:若商品依其性质不属于第12条第1款规定的三种例外情形之一,则即便合同双方合意,也无法排除消费者撤回权相关规定的适用;但在例外情形中,经营者可以选择是否在订立合同时对消费者撤回权加以排除适用,经消费者确认后,即可排除撤回权的适用。《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13条的规定则细化了“商品完好”的判断标准,其第2款第2句规定,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包括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使用说明书等在内齐全的,视为商品完好,然而又在第2款第3句规定,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结合上述第12条与第13条的规定似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对于适用撤回权的远程销售合同而言,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拆开商品包装不影响其撤回权的行使。第二,消费者必要的检验行为亦不影响对商品完好的判断,即便此检验行为给商品的价值带来了一定的贬损。第三,在价值贬损过大的情形下,经营者可以依该第12条第1款规定的第二种情形,经消费者在购买时同意,排除撤回权规则的适用。然而其尚未回答的问题是:(1)若商品不再完好,其法律后果如何?是消费者不能行使撤回权,还是需要对价值贬损进行补偿?(2)若消费者在撤回权行使期限内通过密集使用商品获得收益,此部分收益该如何处理?
  2.价值补偿义务与用益返还义务的引入
  自2014年我国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以来,消费者撤回权在施行的过程中遭遇了极大阻力,其中不乏商家在撤回权对其利益构成较大侵害、商品不属于撤回权的适用范围、“商品完好”标准等方面进行抗辩的情形。[42]消费者撤回权的行使应得到充分保障,然而在实践中确因消费者行使撤回权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撤回权制度不应在实践中演变为一种“一边倒”的制度,即一方面商家易于以各种理由阻碍消费者行使撤回权,然而另一方面,一旦消费者成功行使撤回权,商家的利益就有遭受不合理侵害之虞。由此产生了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5条进一步解释和细化的需求,其目的在于,一方面保障消费者撤回权的确定性。若法律为撤回权的行使设置过多的障碍,则可能导致一个令人不快的结果,即消费者直到想要行使撤回权时方才发现此权利因其复杂的成立条件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另一方面撤回权的制度构建应当考虑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对消费者的过度保护实际上增加了经营者的经营成本,而成本的增加最终必将反映在价格上,因此从长远来看,过度保护反而会对消费者利益构成损害。
  引入价值补偿义务与用益返还义务,其主要作用在于缓和消费者因行使撤回权而与商家发生的利益冲突,避免消费者撤回权制度陷入“过刚易折”的尴尬境地。对于是否可以引入此两种制度,其是否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5条之规定相契合,如何在我国民法规则之下施行此两种制度,下文将详细展开论述。
  二、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5条中的“商品完好”与消费者价值补偿义务
  (一)“商品完好”作为撤回权行使的价值补偿规定而非撤回权行使要件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5条先在第1款赋予了消费者7天内无理由退货的权利,继而在第3款规定“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对于此句应当如何理解,立法者并未明确给出答案。我国有学者认为“商品完好”是消费者撤回权的行使要件之一,若消费者退回的商品已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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