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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疑罪从无”判决的再审
【作者】 顾永忠胡婧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疑罪从无;纠正错案;再审程序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9
【页码】 131
【摘要】

在司法机关依法判决无罪或纠正的错案中,有一部分案件是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判决被告人无罪的。但是此种无罪判决并没有使被告人真正获得清白,其仍然戴着“疑罪”的帽子,甚至会受到重新追诉。对于此类案件,一旦发现真凶或确有证据足以排除被告人的作案嫌疑,即使之前已经获判无罪,也应当启动再审程序,对原审或再审被告人彻底改判无罪,还“疑罪”者以清白。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0049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疑罪从无”原则越来越受到司法机关的重视。无论是在正常的两审终审程序中,还是在审判监督程序中,根据该原则宣判被告人无罪的案件逐渐增多。前者如河南黄新故意杀人案,2003年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并没有发现真凶的情况下,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判决黄新无罪。[1]后者如安徽于英生故意杀人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1年7月终审维持原判(无期徒刑)后,于2013年8月决定对该案再审并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判决于英生无罪。[2]尽管如此,黄新、于英生并没有真正获得清白,仍然戴着“疑罪”的帽子。但是在他们获判无罪后,以上两案的真凶先后被查获归案。黄新案的真凶于2008年在上海意外被发现,经一、二审司法程序并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于2011年11月被执行死刑。[3]于英生则是在其获判无罪后,公安机关对原案重新启动侦查,真凶武钦元于2013年11月在安徽蚌埠被查获,其供述了17年前强奸杀害韩某的犯罪事实。2015年5月,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武钦元死刑,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后,于2016年1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死刑。[4]其实,内蒙呼格吉勒图案也是如此。2014年12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审判监督程序,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在案被告人赵志红为真凶,并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5]

上述这些案件的被告人,在原审或再审中均由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人民法院根据“疑罪从无”原则作出无罪判决。但是,在真凶落网之后,对他们是否应当启动再审程序,纠正之前作出的“疑罪从无”无罪判决?对这一问题,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上尚无直接规定,理论上也未见研究成果。对于应当启动再审程序的主张,可能还会有人提出质疑:“疑罪从无”的判决就是无罪判决,还纠正什么?而且在司法实践中,目前启动再审程序这条路很难行得通。黄新案真凶归案并被执行死刑后,黄新本人曾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纠正对其作出的“疑罪从无”的无罪判决,彻底改判无罪,以使其真正获得清自。但是,法院不予受理。

显然,这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可以忽视或轻视的问题。它关系到“疑罪从无”无罪判决的基本含义,关系到“疑罪从无”无罪判决的法律后果,关系到《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二)和第(三)项两种无罪判决的关系,还关系到获得此种无罪判决人员的清白荣辱。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二、我国“疑罪从无”判决的来历、含义及法律后果

(一)“疑罪从无”原则的确立

“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派生出的一项重要司法原则。它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出现既不能排除犯罪嫌疑人无罪、又不能证明其有罪的两难情况下,从法律上推定被告人无罪,它是认定、处理存疑案件的一项重要司法原则。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之前,刑事诉讼法对该原则并无规定;司法实践中则做法各异,有的疑罪从轻,有的疑罪从挂,也有以证据不足为由宣告被告人无罪的做法。1989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一审判决宣告无罪的公诉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对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多次退查后检察院仍未查清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犯罪事实并提供足够证据,法院调查也无法查证清楚,不能认定有罪的被告人,在判决书说明情况后,直接宣告无罪。”这一批复实质上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中“疑罪从无”的精神。但这只是一个批复,难以上升为一项司法原则。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127开弓没有回头箭条规定:“案件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而又确实无法查证清楚、不能够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该规定较之前有很大进步,但也只是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出现,未法典化。[6]因此,可以说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之前,我国立法上并未确立“疑罪从无”原则,只是在司法解释文件中存在证据不足的案件可以宣告无罪的要求和作法。

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体现在两处:一处是该法第140条第(四)项关于证据不足不起诉的规定,[7]另一处是第162条第(三)项关于证据不足判决无罪的规定。[8]这些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于“疑罪从无”原则加以肯定,是我国第一次在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疑罪从无”原则。该原则的确立,弥补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空白,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对预防和减少刑事冤案,减轻人民法院再审案件的负担,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确保无罪的人不受追究,防止出现有罪推定及充分调动控辩双方的积极性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9]

(二)“疑罪从无”判决的含义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无罪判决分为两种:其一,该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这是指经过法庭审理,案件事实已经查明,确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指控事实”本身看似存在,但根据法律规定,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应当宣告无罪。比如,在杜培武冤案再审程序中,查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证明被害人系被他人杀害,原审被告人杜培武根本不是凶手,依据该项规定就应当判决其无罪。其二,该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是指经过法庭审理,虽然有对被告人不利的有罪证据,但是不足以证明被告人实施了被指控行为,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应当依据该项规定判决被告人无罪。此种无罪判决在法律性质上与前项无罪判决完全相同,在法律效力上也无二致,判决一旦宣告,被告人如果在押应当立即释放。

但是,又不能不看到此种无罪判决与前种无罪判决还是有区别的:前种无罪判决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是彻底的无罪判决,而此种无罪判决则是基于有罪的证据不足,对“疑罪”案件作“从无”处理,实质上是推定无罪的判决。所以,此种无罪判决并不是宣告被告人彻底无罪的判决。被告人即使获得此种无罪判决,事实上仍然戴着一顶“疑罪”的帽子,即虽然没有给被告人定罪,但并没有排除被告人有罪的可能。正因为如此,2016年2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因故意杀人罪、放火罪服刑已达23年的陈满经再审程序依据“疑罪从无”原则宣判无罪后,其再审辩护律师、清华大学易延友教授表示,“陈满案虽然已经落判,但并非圆满。因为再审判决是根据‘疑罪从无’原则作出的,实际上留下了悬念。再审判决将改判的主要理由集中在供述不真实、其他证据不充分这两方面,对于众多证人证言证实陈满没有作案时间这一问题避而不谈,从而给人一种陈满案仍是‘疑案’的印象。”[10]

总之,彻底无罪的判决不仅意味着被告人在法律上是无罪的而且在事实上也是无罪的。而“疑罪从无”的无罪判决虽然表明被告人在法律上是无罪的,但在事实上则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被告人确实是无罪的,另一种是被告人事实上是有罪的,只是由于证据不足无法、也不能给其定罪。但是,即使是在第一种情况下,确实无罪的被告人虽然获得了无罪判决却仍然戴着一顶“疑罪”的帽子,这对于被告人是不公正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将使确实有罪的人得以逃避法律制裁,客观上产生“放纵罪犯”的后果,但这又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一旦证据不足的被告人可以被定罪,定罪的法定证明标准就将名存实亡,无辜之人被定罪的危险将大大增加。这种权力一旦被滥用职权者和枉法裁判者所掌握,冤假错案将大量发生,司法公正也将荡然无存!正因为如此,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理论界提出了“宁可错放,不可错判”的主张[11]。

(三)“疑罪从无”判决的法律后果

前已指出,根据“疑罪从无”原则作出的无罪判决与彻底的无罪判决在法律效力上是一样的,即一旦获判无罪,如果被告人在押就应当立即解除,使其重获自由;同时,被告人有权获得国家赔偿。这是积极的对被告人有利的法律后果。但是,由于“疑罪从无”的无罪判决使被告人仍然戴着“疑罪”的帽子,并且有可能使真正有罪的被告人得以逃避法律制裁,在我国并未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现行诉讼制度下,此种无罪判决还伴随着以下对被告人不利的消极的法律后果。

1.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一旦发现新事实、新证据可以重新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在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下,被告人获得“疑罪从无”的无罪判决并不是“万事大吉”。法院判决后,如果侦查机关后来又取得了犯罪的证据,可以另行起诉。[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18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审查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四)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3项规定宣告被告人无罪后,人民检察院根据新的事实、证据重新起诉的,应当依法受理。”可见,根据“疑罪从无”原则被宣告无罪的人仍然面临重新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

2.依据有关法律规定,有关机关可以限制涉案人出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人境管理法》第12条规定:“中国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准出境:……(二)被判处刑罚尚未执行完毕或者属于刑事案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准出境的其他情形。”“疑罪从无”的无罪判决虽然终止了之前针对被告人已经启动的刑事诉讼程序,但是并不能阻止公安、检察机关重新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181条第4项,即“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3项规定宣告被告人无罪后,人民检察院根据新的事实、证据重新起诉的,应当依法受理”的规定,其中就包含了公安、司法机关可以重启追诉程序的内容,否则不可能发现并“根据新的事实、证据重新起诉”。在此过程中,之前被判决无罪的被告人又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因此被有关机关依据上述规定不准出境。比如福建念斌案,历经8年10次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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