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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完善“严禁刑讯逼供”法律制度
【副标题】 兼谈“不得被强迫自证有罪”
【英文标题】 On Improving The Legal System Of“ Strict Prohibition Of Exacting A Confession By Torture”
【作者】 胡石友【作者单位】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严禁刑讯逼供 不得被强迫自证有罪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1
【页码】 109
【摘要】

我国“严禁刑讯逼供”与“不得被强迫自证有罪”与国际人权公约的最低限度保证是一致的。由于我国“严禁刑讯逼供”法律制度不完善,刑讯逼供、强迫自证有罪屡禁不止,造成一批冤假错案。完善“严禁刑讯逼供”法律制度,要赋予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反对刑讯逼供”、“不被强迫自证有罪”的权利并优待证人,强化刑事律师的作用,加强对讯问的监控,规定法院、检察院对刑讯逼供证据的特别审查程序,规定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的举证责任,强化侦查措施,实行羁押与侦查分管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1631    
  一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体现的主要精神有: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才是确认被告人有罪的法定依据,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对任何人确定有罪;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在侦查、起诉中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仅是诉讼过程的阶段性认定,不是国家法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最终确认。这在客观上确认了在侦查、起诉直至审判过程终了、判决生效之前的整个诉讼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诉讼“当事人”,在诉讼的整个过程中具有权利主体地位,而非诉讼客体;同时,侦查机关的侦查、检察机关的起诉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应各自负举证责任,不能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证明自己犯罪;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在侦查、起诉阶段,绝不允许搞刑讯逼供、强迫他们自证有罪。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理应具有“反对刑讯逼供”、“不得被强迫自证有罪”的诉讼权利。
  实践证明,刑讯逼供是造成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刑讯逼供案件的频繁发生,践踏了宪法的“尊重和保护人权”原则和司法人权保障制度。这是一个带有全国性的问题。由于一些地方刑讯逼供的严重存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1年1月发布《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检察院一定要认真吸取教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杜绝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彻底排除刑讯取得的证据,确保办案质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下,2005年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了以纠正刑讯逼供为重点的专项侦查监督活动。200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在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时实行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以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
  我国“严禁刑讯逼供”与国际人权公约的“不得被强迫自证有罪”、反对酷刑的规定,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不得被强迫自证有罪”是国际人权公约对被刑事指控的人享受的最低限度的保证,如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政府于1998年10月签署加入该公约)第14条第3款(庚)规定:“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我国签署了该公约于1992年3月1日该公约对我国生效)第40条第2款(b)规定:“所有被指称或指控触犯刑法的儿童至少得到下列保证……(四)不得被迫作口供或认罪”。
  “不得被强迫自证有罪”也是世界主要国家法律对被刑事指控的人享受的最低限度的保证,如1641年英国国会通过法律,禁止强迫自证有罪;1791年《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在任何刑事案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犯罪”(后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不自证犯罪的特权解释为“沉默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6条爬数据可耻第(一)款规定:“首次讯问被告人时……要告知他对于控诉有答辩的权利,也有权不予答辩”。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47条规定:“任何人可因自己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被处有罪判决而拒绝作证”。《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4条第1款规定:被告人首次出庭时,负责侦查的预审法官应“通知他有不作供述的自由”。这些规定都包含有不得强迫自证有罪。
  我国已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除声明予以保留的条款外,应当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吸收规定的精华,使国内法符合国际人权公约规定,并认真加以落实。
  解决刑讯逼供问题最根本的还在于完善反对“刑讯逼供”的法律制度。首先要把严禁刑讯逼供同贯彻“不得强迫自证有罪”结合起来,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刑讯逼供的权利。根据我国法律和既有的司法解释,笔者认为,可把反对刑讯逼供和“不被强迫自证有罪”统一表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提问,有权拒绝供述;即使供述,该供述亦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然后制定相应的配套法律制度。
  二
  完善反对刑讯逼供的法律制度,必须修改、补充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现笔者试作如下探讨:
  (一)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首、坦白;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刑讯逼供”、“不被强迫自证有罪”的权利;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聘请律师帮助的权利,建立宣告制度,废除《刑事诉讼法》第93条“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修改为: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首次提问时,应当向其宣告:(1)犯罪后投案自首,坦白罪行,或悔罪表现好的,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2)揭发他人犯罪,查证属实的或因此而立功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提问,有权拒绝供述;即使供述,该供述亦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4)享有聘请律师帮助的权利。
  (二)反对刑讯逼供包括反对暴力逼取证言,强化对证人作证的优待。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8条:“询问证人.应当告知他应当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修改为:(1)应当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2)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人证言的,证人有权拒绝提供证言;即使提供了,该证言也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3)证人对提供的证据中涉及自身和近亲属犯罪事实的,其自身的犯罪事实,以自首论处;其近亲属承认该等犯罪事实的,亦按自首论处,可给予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三)强化刑事律师的作用。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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