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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论“罪疑从无”原则
【英文标题】 On the principles with or without Crime Evidence
【作者】 陈曾侠【分类】 刑法总则
【期刊年份】 1992年【期号】 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892    

疑案,是刑事司法中无法避免的、最为棘手的一类案件。司法机关如何处理疑案,是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能不能正确处理好疑案,直接关系到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保障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本文试从证据理论角度,结合司法实践经验,探讨“罪疑从无”原则,以求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诉讼理论,健全我国司法制度。

疑案,是指刑事诉讼中的疑难案件。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疑案,通常有三种:一种是罪与非罪定性有疑难的案件,即罪疑案件;另一种是此罪与彼罪定罪有疑难的案件;再一种是罪轻与罪重量刑上有疑难的案件。本文所论的疑案,主要是前一种罪疑案件,一也就是对被告人是否犯罪,经过反复侦查,由于证据不足,而难以作出判断的案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要求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定罪准确,施用刑罚适当。但是,要完全达到这个要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刑事犯罪形形色色,案情错综复杂,常常会碰到一些非常棘手的案件,经过侦查和补充侦查,案件事实始终查不清,既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也没有足以说服人的根据排除被告人犯罪,从而形成疑案。这种疑案归根结底是证据问题,即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都不充足,达不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可见,疑案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办案人员碰上此罪与彼罪的疑案,或者适用刑罚上的疑案,有的还可以通过请示上级领导讨论决定。但是,对于事实不清和证据不足的罪疑案件,则不是靠请示上级领导能够解决的。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处理原则供司法人员掌握,才有利于司法统一,并保证刑事诉讼任务顺利完成。

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是一部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新型法典。虽然它明确规定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但是,由于人们对立法精神领会不够,认识不统一,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对罪疑案件的处理,往往感到不明确,存在各行其是的情况。虽然大多数能够本着“执法必严”的精神,罪证不足,就按无罪处理,即“罪疑从无”。但也有少数案件是采取了“罪疑从有”,被当作有罪处理。其中包括:“罪疑从轻”,对证明有罪证据不充分的,予以从轻判处;“罪疑从罚”,对罪证不足的,作行政罚款处理了事;“罪疑免诉”,即经过反复侦查仍拿不到足以定罪的证据,就以“免予起诉”结案;“罪疑从挂”,即有罪无罪都难以下结论的,就将被告人取保候审,把案件挂起来,暂不作处理,如此等等。对疑案处理做法不一致,也是执法上随意性的表现。其原因除了对法律精神缺乏正确理解外,同“左”的流毒影响不能说没有关系。少数司法人员在长期办案实践中,脑子里形成那么一条不成文规则:“左”是方法问题,错捕错判本人无责任,“右”是立场问题,放纵了罪犯本人就有问题。这种“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错误观念,常常导致一些疑案被习惯地作了有罪处理。“文革”十年动乱时期,“罪疑从有”盛行,是造成许多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我们司法机关根据党中央关于全面复查案件的指示和政策,花了很大力量,进行了彻底的复查和平反工作。这个历史教训,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在社会主义法制进一步健全的今天,对罪疑的刑事案件,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统一的处理原则,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些冤假错案,从而使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任务,难于贯彻和实现。

有没有必要确立一个疑案处理原则?应确立什么样的原则?这是理论上、实践上都有分,歧的问题。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刑事案件多,犯罪率不断上升,社会治安严峻的形势下,“罪疑从有”才能体现“从重从快”方针,“罪疑从无”会造成对犯罪打击不力,不符合“严打”精神。笔者认为,这是对“从重从快”和“严打”的一种误解。我们知道,党和政府历来强调对犯罪活动的打击,要严格根据事实和法律,做到依法办案,“依法从重从快”,而不是偏离法律要求来搞“从重从快”;同时强调“严打”要做到“稳、准、狠”三者统一,其中“稳”是重点,“准”是前提,如果离开了“稳”和“准”,片面强调“狠”,认为既然“严打”,定罪就可以不讲规格,把实事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都作有罪处理,不仅完全违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也违反党和政府的政策和要求,势必使冤假错案增多,引起人心不安,社会动荡。这样“严打”不但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甚至会严重脱离群众,从根本上削弱人民民主专政。这决不是“严打”的要求。

还有一种观点,既反对“罪疑从有”,也不赞成“罪疑从无”,认为两者都是剥削阶级的东西,前者可能冤枉无辜,后者会放纵罪犯,主张处理疑案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做到“不枉不纵”。此种观点,从表面看好象言之有理,但略加思考,似乎这并没有面对现实和解决问题。既然疑案乃是司法机关经过侦查和补充侦查,作出了很大努力,被告人是否犯罪最终仍难以作出结论的案件,而出现这种疑案,原因又是多方面的。一是犯罪活动的隐蔽性,犯罪分子暗中作案,活动诡秘,罪证收集难;二是犯罪活动的流动性,如跨地区流窜作案,罪证收集就更难;三是犯罪活动的时间性,犯罪者在一定时间内作案,司法机关往往事后才发现,时过境迁,有的罪证散失,无法收集;四是犯罪活动的狡猾性,如伪造现场,毁灭罪证,栽赃他人,把水搅混,使办案人员真假难辨;五是办案人员认识的局限性,如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和制约,即便经过很大努力,仍会有某些客观事物无法认识,甚至发生错觉,是非混淆,判断失误。由此造成的疑案,使他们在罪与非罪判断上,处于两难境地。有的办案人员为了摆脱困境,把案件“挂”起来。虽然通过民期侦查,也许最终能找到充分证据,实事求是地作出正确结论。但是,对于被逮捕关押的被告人,侦查羁押、审查起诉和审理宣判,都有法定时限,不允许久拖不结。即使对被告人改变强制措施,予以取保候审,但也不能无限期地取保候审,使一个公民长处于被怀疑和人身自由受限制状态,无法行使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案件终归还是要作出处理的。面对这种现实,我们讲实事求是,就应该对摆在司法人员面前的困难。提出一个田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办案虽然讲实事求是,但当我们在面对两难选择时,否定“罪疑从无”,必须倾向于“罪疑从有”;否定“罪疑从有”,必然倾向于“罪疑从无”,中间立场是没有的。因为人类诉讼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面对一个疑案,要么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按无罪处理;要么作不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按有罪处理,两者必居其一,别无它路。问题在于办案人员作何选择。

当然,我们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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