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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经济法论丛》
价格竞争法律规制的国际比较
【副标题】 兼论我国不正当价格竞争的立法问题【作者】 郭宗杰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暨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分类】 反不正当竞争与反垄断法【期刊年份】 2005年
【期号】 1(第1期)【总期号】 总第十卷
【页码】 203
【英文摘要】

Pricing-competition is a basic form of marketing competition, and so, legislation of pricing-competition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ompetition law. But due to theory and skill,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Chinese law about it.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suggestion for our legislation of pricing-competition through sturdy on the problem of actual legislation about i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3089    
  目次
  上篇:价格竞争法律规制之国际比较
  一、各国对通过价格手段实施的不公平交易行为的规制
  二、各国对通过价格手段实施的市场垄断行为的规制
  三、各国价格竞争法律规制意义之简要评析
  下篇:我国竞争法中的价格竞争立法问题
  一、我国价格竞争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二、我国价格竞争立法的应然取向
  价格是市场的核心,也是经营者进行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当质量、服务、品牌等的竞争优势不明显或者在短期内不能迅速获得经营者所期望的效果时,价格竞争往往成为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的最后手段。在利用价格进行竞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破坏市场公平交易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正当价格行为。为了抑制价格竞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正当行为,各先发市场经济国家均对不正当价格竞争行为进行了全面规制,从而使价格竞争立法成为整个竞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我国的价格竞争立法也开始起步,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得以不断发展。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立法经验、立法技术等的局限,我国有关价格竞争立法的模式、范围、内容等,较市场经济竞争秩序维护之根本需要,仍存在着诸多局限。本文试从有关价格立法较为先进的美国、德国、日本和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社会文化渊源都比较接近的韩国的有关价格竞争法律规制的比较出发,通过对比分析,为我国的价格竞争立法提供一定的借鉴。
  上篇:价格竞争法律规制之国际比较
  美国是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而竞争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因此美国关于竞争法的规定最为完备。由于价格竞争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规制价格竞争行为因而就成为美国竞争法的重要内、容。美国规制价格竞争的法律主要体现在几部著名的反垄断法中,如《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同时,由于美国属于判例法国家,其有关价格竞争的规制内容也更多的体现在相关的判例当中。德国是第一个制定以经济法命名的成文法的国家,因此对于作为经济法核心内容的价格竞争的法律规制也比较发达。德国关于价格竞争行为的规定主要集中在《反对限制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除此之外,《德意志帝国总统关于保护经济的法规(附赠法)》、《德国关于价格减让的法律(折扣法)》也有关于价格竞争行为的相关规定。日本关于价格竞争行为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中。该法于1947年公布并实行,此后先后经过多次修正,最近的一次修正于2000年5月完成[1]。该法以提倡经济民主化为主旨,以反独占为主要内容。由于价格竞争在独占地位的形成及维持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该法对有助于形成和维持独占的不正当价格行为作了具体规定。此外,根据该法先后于1962年制定的《防止不当赠品类及不当表示法》和于1982年制定的《不公正的交易方法》,也多有关于价格竞争行为的规定。韩国关于不正当价格竞争行为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物价稳定及公平交易法》、《限制垄断及公平交易法》、《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等几部法律及它们的实施令当中,其中《物价稳定及公平交易法》及其实施令主要是为应对上世纪70年代早期由于全球石油危机导致的韩国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制定的[2]。其关注的重点是物价稳定及防通胀措施;《不正当竞争防止法》也基于适应新时期保护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防止产业间谍的需要,而于1998年改为《防止不正当竞争及保护营业秘密法》[3],因而也已较少涉及价格竞争问题。因此,现在韩国关于价格竞争行为的规定实际上主要集中在《限制垄断及公平交易法》及其实施令当中。综观以上各国有关不正当价格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措施,基本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通过价格手段实施的不正当交易行为的规制;其二是对通过价格手段表现出来的市场垄断行为的规制。
  一、各国对通过价格手段实施的不公平交易行为的规制
  (一)美国。美国竞争法的主要内容是反托拉斯法,也即对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的规制。但即使这样,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也概括性地对一般不公平竞争行为作了相应规定。该法第五条(a)明确规定:商业中或影响商业的不公平竞争方法以及不公平或欺骗性的行为和惯例是非法的,应当予以禁止。但该法没有对“不公平竞争”规定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对各种不公平竞争行为进行具体的列举,仅是作了这一简单的禁止性规范,具体违法行为的认定则由联邦贸易委员会负责。对于究竟什么是“不公平”,1980年12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应美国国会要求拟具了一份有关“不公平”适用范围的政策声明,根据该声明,构成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五条规定的“不公平行为或惯行”的标准包括:(1)是否侵害消费者;(2)是否违反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3)是否违反伦理及审慎原则。学者们在解释“不公平行为”时,也有指应当包括公然的强制、秘密的强制、对弱势消费者不当之影响、重要资讯之隐藏、虚伪不实或欺罔及引人错误之陈述等。[4]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不正当价格竞争,但它上述对于不公平竞争行为的一般性限制条款规定,实际上包含了有关不正当价格竞争的内容,如在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上作虚伪或欺罔等引人错误的表述,显然适用上述规定。因此,上述规定可看作是规制不公平价格行为的一般性条款。
  另外,美国有关法律还对通过固定价格进行的不公平竞争行为进行了规定。[5]如《克莱顿法》规定,商人在其商业过程中,不管商品是否授予专利,商品是为了在美国内、准州内、哥伦比亚区及美国司法管辖权下的属地及其他地域内使用、消费或零售、出租、销售或签订销售合同,是以承租人、买者不使用其竞争者的商品作为条件,予以固定价格,给予回扣、折扣,如果该行为实质上损害了竞争,则认定为非法。
  (二)德国。德国对于不正当价格竞争行为的规定主要集中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除此之外,《德意志帝国总统关于保护经济的法规(附赠法)》、《德国关于价格减让的法律(折扣法)》中也多有相应规定。这些规定主要包括:(1)一般条款。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条规定,行为人在商业交易中以竞争为目的而违背善良风俗,可向其请求停止行为和损害赔偿。这里当然包括可以请求停止通过价格手段实施的违背善良风俗的竞争行为。(2)广告中的价格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A:欺诈广告,即禁止商业交易中以竞争为目的,对商业情况,尤其是对各种商品或工业给付或全部要约的定价作虚假陈述;B:限量供应广告中的价格欺诈,即禁止通过价格陈述就限量供应的商品给顾客造成特别优惠的假象;C:价格对比广告:即禁止将商品价格与较高的价格相对比,或预告下降一定数额或百分比的广告。(3)不当特价销售行为:即禁止在正常的商业活动之外,以特价销售名义给人以担保买者受益的印象,以便加快商倾销。(4)不当的附赠行为:即禁止商业交易中在一种商品或服务之外,提供、预告或给付某种附赠的商品或服务,包括为掩盖附赠性质,将某种商品或服务同另一种商品或服务予以捆合而以一个总价格进行提供、预告或给付。另外,德国折扣法还对法律允许和禁止的商业活动中的折扣行为作了明确规定,这也构成不正当价格竞争行为规制的重要内容。
  (三)日本。日本对于通过价格手段实施的不正当交易行为的规制,主要体现在《不公正的交易方法》和《防止不当赠品类及不当表示法》中,根据这两部法律,不正当的价格竞争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1)差别价格行为,即经营者不当地根据不同地域或交易对象而以差别性价格供给商品或劳务的行为或者接受此类供给的行为。(2)不当贱卖行为,即经营者无正当理由却以明显低于供给所要费用的价格继续供给商品或劳务的行为;另外,不当地以较低的价格供给商品或劳务可能会给其他经营者的经营活动造成困难的行为,也划归此类予以禁止。由此可以看出,不当贱卖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低于成本的贱卖行为;二为虽不低于成本,但价格明显偏低并因此可能损害正常竞争的贱卖行为。(3)不当高价购入行为,即经营者不当地以较高价格购入商品或劳务,可能会给其他经营者的经营活动造成困难的行为。(4)再销售价格的限制行为,即经营者向购入自己供给商品的相对方供给该商品时,无正当理由却附加下面两项所列限制条件之一的行为:A,规定相对方销售该商品的销售价格并使其维持该销售价格,或者其他限制相对方自由决定该商品销售价格的行为;B,规定购入相对方所销售该商品的经营者再销售该商品的销售价格,并通过相对方使该经营者维持该销售价格,或者其他通过相对方限制该经营者自由决定该商品销售价格的行为。A项限制可以称为一级再销售价格的限制行为,即限制直接购买者在二级市场再销售该商品的销售价格;B项限制可称为二级再销售价格的限制行为,即限制从直接购买者手中以销售为目的购买该商品的经营者在三级市场再销售该商品的销售价格。(5)不当地利用赠品引诱顾客行为,即经营者不得超过公正交易委员会为防止其不正当地引诱顾客而认为有必要时,对赠品的最高价额或总额进行的限制而提供赠品;同时,当公正交易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完全禁止提供赠品而做出相应规定时,则可以禁止经营者提供任何赠品。(6)不当价格表示行为,即经营者不得就自己供给的商品或服务交易,做出使一般消费者误认为其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及其他交易条件比其实际情况或比与其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经营者的情况显著有利,从而可能会不正当地引诱顾客,阻碍公正竞争的表示行为。
  对于经营者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价格竞争行为,《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确立了带有罚款性质的课征金制度。根据该法第七条的规定,经营者在内容含有不正当交易限制或属于不正当交易限制事项的国际协定或国际契约中,由于操纵商品或劳务的价格或者实质性限制商品或劳务的供给量从而影响其价格时,公正交易委员会应依据相应的程序,命令经营者向国库缴纳课征金。
  (四)韩国。已如前述,韩国关于不正当价格竞争行为的规定主要集中在《限制垄断及公平交易法》及其实施令中,具体包括:(1)禁止不公平的交易行为,包括不合理的价格和其他条件的歧视、不合理的排除竞争者,以不正当的引诱或强迫竞争者的顾客同自己交易、不合理的限制交易条件等。(2)限制维持转售价格行为,除非是总统令规定的著作商品和符合规定条件(如商品的品质的同一性易于被认识、商品属于一般消费者日常使用的商品、围绕着该商品存在着自由的竞争等)的商品,且厂商为了能在这些商品的销售中维持转售价格已事先获得了公正交易委员会的批准。另外,韩国有关法令还明令禁止缔结以不正当的共同行为、不公正的交易行为以及固定转售价格等项为内容的国际契约,但国际契约的内容若在一定交易领域影响轻微,或者公正交易委员会认为有不得已事由,则可以得到豁免。[6]
  二、各国对通过价格手段实施的市场垄断行为的规制
  (一)美国。美国关于通过价格手段实施的市场垄断行为的禁止规定主要包括:(1)禁止联合和共谋行为,如《谢尔曼法》明确禁止任何旨在通过联合、共谋等限制州际间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的契约形式。但是,美国《韦布-波默林法》却容许一些公司在所谓“出口联营”中的结合,“韦布-波默林法在可适用豁免的情况下,准许美国竞争者的一个联营确定价格、分配销售和实现出口贸易中其他类型的控制,并像一个联合销售机构一样起作用”。但出口联营的建立不能为了通过削减国际剩余物品以稳定国内价格为目的,也不能为了接管外国竞争者以保护本国市场为目的。[7]同时,美国《威尔逊关税法》第73节禁止在进口商之间成立限制竞争或导致进口产品涨价的协定。如果违反,有关产品可由进口当局予以没收。[8](2)禁止限制贸易的合同、阴谋行为:实践中类似的垄断行为大部分经由价格形式表现出来,如搭售协议和掠夺性定价等。同时,美国相关法律对所谓的价格歧视垄断行为进行了全面规制,《克莱顿法》2条规定,从事商业的人在其商业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对同一等级和质量商品的买者实行价格歧视,如果价格歧视的结果实质上减少竞争或旨在形成对商业的垄断,或妨害、破坏、阻止同那些准许或故意接受该歧视利益的人之间的竞争,或者是同他们顾客之间的竞争,是非法的。《罗宾逊-帕特曼法》共有4条,基本都是有关价格歧视的补充规定。
  (二)德国。德国对价格垄断行为的规制主要集中在《反对限制竞争法》(又称《卡特尔法》)中,这些行为主要包括:(1)一般禁止规定:即禁止处于竞争关系的企业之间达成的协议、企业联合组织作出的决议,以及联合一致的行为,以妨碍、限制、扭曲竞争为目的,或者实际上妨碍、限制、扭曲竞争。并且特别规定,这些协议如果涉及价格或价格要素,一律不得予以豁免。(2)禁止关于价格形成或交易条件的协议:即禁止企业之间就相关商品或服务达成的协议,限制一方当事人在其与第三人就所供商品、其他商品或服务达成协议时的定价自由或形成交易条件的自由。(3)禁止价格方面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即禁止占优势地位的企业或企业联合,在同类企业通常都能参加的商业交易中,直接或间接不公平地阻碍另一个企业,或在实质上无合理理由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地给予另一个企业不同于同类企业的待遇。(4)禁止联合抵制价格:即禁止企业或其他企业联合以限制竞争为目的,在市场上采取包括共同价格等在内的同一形式的行为。另外,该法还对出版物价格、品牌商品的价格等作了一些特殊的规定。
  (三)日本。日本对通过价格手段表现出来的市场垄断行为的规制,主要体现在《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当中。对于垄断行为的规制,学界和各国立法例有行为派和状态派之分,当然二者也有间或交叉融合的情况。日本在这一点上的体现尤为突出。一般认为在反垄断法上日本是一个以状态派规制为主的国家,但立法上也不乏行为规制的规定。如《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禁止所谓的“不正当交易限制”,即禁止经营者以契约、协议或其他名义,与其他经营者共同决定、维持、或者提高交易价格,对数量、技术、产品、设备或者交易对象等加以限制,相互间约束或完成其经营活动,从而违反公共利益,对一定交易领域内的竞争构成实质性限制的行为。这种对主要通过价格表现出来的垄断的规制就是典型的行为规制。同时,《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也一样重视对可能的价格垄断状态的规制,并对具体的垄断状态作了规定。对于处于垄断状态的经营者,公平交易局有权将其拆散成几个较小的经营者,以改变该行业过于集中的状况。但这种情况在实际上很少发生,原因之一是大的经营者可以通过压低价格的办法来规避有关违法认定条件。从这一方面来看,对于垄断状态的輝定实际上间接的起到了控制价格的作用。
  为防止处于垄断状态下的经营者滥用垄断优势超高定价行为,《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在1977年修正时还规定了相应经营者价格统一上调报告制度。在实际市场中,常常有竞争对手相继提价的现象。相继提价的经营者不一定有直接的接触或者正式的协议,只要他们心领神会,不谋而合,同样可以达到共同提价的目的。修正以前的法律只限制有过直接沟通的共同提价行为,所以对上述同步提价行为不能适用。而在价格统一上调报告制度之下,经营者相继提价之后,必须向公平交易局报告提价的原因,包括其成本情况和其他方面的数据支持等。由于经营者一般不愿公开他们的经营信息,使得这一看似简单的价格统一上调报告制度能够有效的抑制同步提价行为。
  (四)韩国。韩国有关法律中禁止的通过价格手段实施的市场垄断行为主要包括:(1)限制不正当的联合行为:即禁止厂商通过契约、协议或其他任何方式,共同决定、维持或变更价格;共同决定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条件、价格及支付条件。但是,为实现产业合理化,克服不景气、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使交易条件合理等情况下,公正交易委员会批准的除外。(2)禁止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行为:即禁止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厂商不合理的决定保持或改变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不正当地控制商品销售或提供服务、不正当地妨碍其他厂商的商业活动、不公正地阻碍新竞争者的进入或者通过大量限制竞争或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破坏市场等。关于市场优势地位的认定,该法也明确规定,如一家厂商市场份额超过50%或者三家厂商市场份额相加超过75%(其中任何一家厂商市场份额不低于10%),即具备市场优势地位。另外该法还通过限制企业合并、抑制经济权势集中等,防止形成新的市场垄断,从而影响市场价格信号的正常功能。
  三、各国价格竞争法律规制意义之简要评析
  作为先发市场经济国家,以上各有关国家的价格竞争立法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立法理论和可供借鉴的实践经验:(1)在价格竞争的立法体例上,各国关于价格竞争的立法基本普遍分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这对于研究我国相关立法并寻求未来的立法突破有重要意义。(2)在价格竞争立法的具体规范上,各国的具体立法和判例对我国相应立法的也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如美国关于价格歧视的全面规定,足资为完善我国价格歧视立法的借鉴。又如德国关于通过广告形式表现的不正当价格竞争行为的规制,值得我们在《广告法》和《价格法》的未来立法中认真考虑。再如日本法中关于不正当价格竞争行为的立法也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价格法》修改时予以考虑:其一,日本法中关于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规定相对全面周至,如关于不正当价格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的有关具体规定,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其二,日本法中不但对部分不正当价格竞争行为的实施方的实施行为予以禁止,同时对接受方的接受行为一并予以处罚,这样的规定有利于从根本上全面禁止类似行为,对交易双方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其三,日本法中有禁止可能通过价格形成或维持垄断状态的明确规定。还如韩国有关立法,韩国的经济起步虽然早于我国几十年,但整个发展历程却十分相似,都是以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为主,经历了长时期高速经济增长,反映在价格竞争立法上,就是竞争立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完善,因此其有关立法经验对我们有着更为直接的借鉴意义。另外,美国和韩国关于出口方面允许国内厂商就出口商品价格达成一致的规定,我国的价格竞争立法同样值得予以考虑。
  对于以上立法经验的借鉴和分析,将在下文中具体提及。
  下篇:我国竞争法中的价格竞争立法问题
  一、我国价格竞争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最早的有关价格竞争的立法见于198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当中;1987年国务院又发布了《价格管理条例》,明确禁止企业间或行业组织商定垄断价格行为;1988年国务院发布的《重要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管理暂行规定》,明确禁止凭借垄断地位哄抬价格、牟取暴利行为。此后,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不断将一些通过价格形式表现出来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通过行政法规、国务院政令等形式予以禁止。直到1993年,国家颁布《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11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1997年《价格法》的颁布,更是对我国的价格竞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立法规制。该法第十四条共规定了七类不正当价格行为[9],即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行为,低价倾销行为,哄抬价格行为,价格欺诈行为,价格歧视行为,变相提(压)价行为,牟取暴利行为[10]。为了保证相关规定的贯彻执行,在《价格法》出台后,作为该法的中央级行政主管部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国家计委)先后制定了《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该规定系经国务院批准后公布)、《制止低价倾销行为规定》、《制止价格欺诈行为规定》、《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等实施性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各地也相继出台了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另外,除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价格法》,我国的《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反倾销条例》,甚至《合同法》,都有一些涉及价格竞争行为规制的内容。因此,单从涉及价格竞争立法的法律法规的范围、数量和规模上看,应该说已经基本形成一定的体系。但是,如果认真研究相关立法的具体内容,则会发现现有有关价格竞争的立法存在如下相当多的矛盾和问题:
  (一)立法体例不科学
  从以上各国关于价格竞争的法律规制立法体例来看,基本上将有关价格竞争的法律规范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有违诚信原则和商业交易惯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或者说是不公平交易行为),二是带有垄断价格性质的垄断行为。对这两类行为的规制,又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将有违诚信原则和商业交易惯例的价格竞争行为规定在公平交易法,或者说反不正当竞争法当中予以禁止;将有关垄断价格等反竞争行为规定在反垄断法中予以禁止(如德国)。二是将两种行为规定在统一的涵盖不公平交易行为和垄断行为的竞争法中(如日本)。但我国目前尚无反垄断法出台,也就无从在反垄断法中对有关通过价格手段实施的垄断行为进行规制。因此,相应的价格竞争立法集中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价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当中,这些法律对价格竞争行为的规制,无论是在权威性还是在一致性方面,都存在许多本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并且有关垄断价格行为的规定更是处于分散、零碎、不周延的景地。使得相当一部分价格垄断行为由于没有权威的法律依据而得不到及时处理。
  (二)立法内容不协调
  所谓的立法内容不协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印证,其一是不同的法律对同一违法价格竞争行为做出相同或者不同的规定,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与《价格法》都规定了低于成本价销售行为为违法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招标投标法》都规定了串通招投标行为为违法行为。这不但有部门争权、重复立法、浪费立法资源之嫌,而且使得有关立法在对相同违法行为的主管部门、认定标准、处罚种类等方面的规定不能取得完全的统一。其二是不同法律对于不同违法行为做出名称上完全相同或近似的规定,如国务院《反倾销条例》和《价格法》都规定了低价倾销行为,国家计委还专门制定有《制止低价倾销行为规定》。这里虽然都禁止所谓的“倾销”行为,但实际上“此倾销非彼倾销”,一个是指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超低价的反竞争行为,一个是指纯国内市场的超低价反竞争行为。这显然在立法术语的运用上没有注意应有区别和协调。其三是按同一法律对同一行为可以认定成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违法行为,如根据《价格法》关于明码标价和价格欺诈的规定,经营者通过标价手段实施反竞争行为的,既可以认定为明码标价违法行为,也可以认定为价格欺诈违法行为,而二者的处罚却大不相同,对于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为,最高罚款数额为5000元;而对于价格欺诈行为,最高处罚达20万元。
  (三)立法分类不标准
  已如前述,价格竞争违法行为主要分为不公平交易行为和垄断行为。两类行为在性质和危害等方面都有所区别,由此也决定了对相应行为的认定标准和处罚力度有不同要求,如垄断行为的危害性更甚,其立法的强行法和公法性质更为明显,而不正当竞争法则更多地属于对一般交易习惯的违背,因而更应关注其私法属性。由于这些不同,对相关的价格反竞争行为进行必要的区分,显然对于立法和执法都有积极的意义。而根据公认的不公平交易行为和垄断行为的划分标准,通过价格手段实施的欺诈行为、不当的回扣行为、哄抬价格行为、压级压价行为等,属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正常情况下公平的商业交易惯例实施的反竞争行为,应当归属不公平交易行为范畴。而价格歧视(包括低价倾销)、相互串通操纵价格、不合理搭售等则属于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反竞争行为,应当属于反垄断法的范畴。但我国目前在立法上并没有对两种不同的反竞争行为进行明确区别,而是一并立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既规定有低于成本价销售行为,也规定有不合理搭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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