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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江西警察学院学报》
从形式化到实质化:我国刑事庭审质证的困境与出路
【作者】 王志坚【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质证形式化;质证实质化;证人出庭;质证程序性规则
【文章编码】 2095-2031(2019)01-0106-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106
【摘要】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要求“诉讼证据质证在法庭”,言下之意是要求庭审质证具有实效性。然而我国刑事庭审质证却存在控方滥用批量举证方式、“纸面版”证人证言代替证人出庭、辩方很少发表质证意见、质证答辩过于笼统、法官常常打断辩方发言、技侦证据等特殊证据的质证混乱无序等形式化现象。质证形式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质证程序性规则的立法缺位,被告人质证能力不足、辩护律师质证态度消极、检法人员司法理念落后等主观因素,证人出庭制度、庭前会议、裁判文书说理等诉讼内配套制度亦不够完善。要实现质证实质化,需完善质证程序性规则,包括明确关键证据和争议证据的举证规则、庭审质问及答辩规则、法官主持质证和认证规则等,还需要加强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的质证能力培训与司法理念升级,继续推进和落实各项诉讼内配套保障机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3156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要求实现“诉讼证据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庭审质证存在严重的形式化问题:控方惯用“分组打包”的方式举证,人证出庭率依然处于较低水平,辩方很少发表质证意见,即使发表了质证意见也很难被法庭采信,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材料的质证缺乏规范性等等。可以说,质证形式化已成为目前我国刑事庭审亟待解决的问题,质证实质化改革是庭审实质化改革的首要步骤,亦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前提。
  一、我国刑事庭审质证形式化现象考察为了考察我国刑事庭审质证现状,笔者首先收
  集了2016年C市J区法院以普通程序审理的所有刑事案件的庭审笔录,共188份,对其中举证、质证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其次,为使研究样本更具代表性和广泛性,笔者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随机抽取福建、安徽、江苏、广东、吉林、云南、重庆、湖南、浙江、山西等省份10份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的庭审录像进行观看。最后,笔者还到西北五省多家法院、检察院进行调研,与一线办案法官、检察官交流,了解实践中庭审质证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1]。
  (一)举证阶段存在的形式化现象
  由于举证是质证的前提,{1}故举证形式化必然会导致质证形式化。实践中,举证形式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普遍举示全案证据,占用大量时间,导致庭审形式化。在随机抽取的10份庭审录像样本中,控方共举示了773份证据,平均每个案件77.3份证据,其中包括立案登记表、受案决定书、户籍证明等程序性文书证据,而辩方仅发表了49次质证意见,辩方对控方举示的证据持有异议的不到6%(具体见表1)。在188份庭审笔录中,控方共举示了3820份证据,平均每个案件20.3份证据,而被告人对证据的异议率为0.7%,辩护人的异议率为1.2%(具体见表2)。两组样本均说明,将全案证据都进行举示没有太大的必要,这也体现出庭前会议证据争点整理功能的现实必要性。
  表1 10份庭审录像质证统计情况

┌─────────┬──┬──────┬───────────┬───┬───┬────┐
│案件名称     │庭审│质证环节时长│证据数目       │辩方发│控方发│平均每次│
│         │时长│      │           │表意见│表意见│发表意见│
│         │  │      │           │次数 │次数 │时间  │
│         │  ├──┬───┼───┬───┬───┤   │   │    │
│         │  │举证│发表意│控方举│辩方举│法庭调│   │   │    │
│         │  │  │见  │证  │证  │取  │   │   │    │
├─────────┼──┼──┼───┼───┼───┼───┼───┼───┼────┤
│吴温文绑架案   │96 │30 │2   │36  │-   │2   │2   │-   │1    │
│(2017)闽01刑初96号│  │  │   │   │   │   │   │   │    │
├─────────┼──┼──┼───┼───┼───┼───┼───┼───┼────┤
│沙圣虎受贿、贪污案│180 │42 │12  │283  │3   │-   │6   │4   │1.2   │
│(2017)皖08刑初14号│  │  │   │   │   │   │   │   │    │
├─────────┼──┼──┼───┼───┼───┼───┼───┼───┼────┤
│张道星非法持有毒品│50 │27 │1   │32  │-   │-   │1   │-   │1    │
│案(2016)苏01刑初49│  │  │   │   │   │   │   │   │    │
│号        │  │  │   │   │   │   │   │   │    │
├─────────┼──┼──┼───┼───┼───┼───┼───┼───┼────┤
│吴良传故意伤害案 │145 │66 │4   │85  │-   │-   │8   │1   │0.44  │
│(2017)粤01刑初299 │  │  │   │   │   │   │   │   │    │
│号        │  │  │   │   │   │   │   │   │    │
├─────────┼──┼──┼───┼───┼───┼───┼───┼───┼────┤
│朴华珍故意杀人案 │74 │20 │2   │40  │-   │-   │2   │-   │1    │
│(2017)吉01刑初85号│  │  │   │   │   │   │   │   │    │
├─────────┼──┼──┼───┼───┼───┼───┼───┼───┼────┤
│漆志超运输毒品案 │27 │7.5 │1.5  │17  │-   │-   │2   │-   │0.75  │
│(2017)云01刑初466 │  │  │   │   │   │   │   │   │    │
│号        │  │  │   │   │   │   │   │   │    │
├─────────┼──┼──┼───┼───┼───┼───┼───┼───┼────┤
│肖长江、朱顺祥贩卖│132 │28.5│4.5  │35  │2   │-   │5   │2   │0.64  │
│毒品案      │  │  │   │   │   │   │   │   │    │
│(2016)渝01刑初106 │  │  │   │   │   │   │   │   │    │
│号        │  │  │   │   │   │   │   │   │    │
├─────────┼──┼──┼───┼───┼───┼───┼───┼───┼────┤
│吴涛抢劫案    │133 │82 │20  │41  │-   │-   │12  │3   │1.33  │
│(2017)湘08刑初9号 │  │  │   │   │   │   │   │   │    │
├─────────┼──┼──┼───┼───┼───┼───┼───┼───┼────┤
│王福海故意杀人案 │118 │42 │2   │41  │-   │-   │3   │-   │0.66  │
│(2017)浙07刑初36号│  │  │   │   │   │   │   │   │    │
├─────────┼──┼──┼───┼───┼───┼───┼───┼───┼────┤
│梁津萍诈骗案   │153 │55 │18  │163  │3   │-   │8   │2   │1.8   │
│(2017)晋01刑初51号│  │  │   │   │   │   │   │   │    │
├─────────┼──┼──┼───┼───┼───┼───┼───┼───┼────┤
│合计       │1108│400 │67  │773  │8   │2   │49  │12  │1.1   │
└─────────┴──┴──┴───┴───┴───┴───┴───┴───┴────┘

  表2 188份庭审笔录样本部分统计情况

┌────┬────┬────┬─────┬────────┬─────────┐
│案件数目│被告人数│辩护人数│控方举证数│被告人发表质证意│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
│    │    │    │目    │见次数     │次数       │
├────┼────┼────┼─────┼────────┼─────────┤
│188案  │330人  │132人  │3820份  │28次      │48次       │
└────┴────┴────┴─────┴────────┴─────────┘

  另外,在188份笔录中,被告人和辩护人共发表了76次质证意见,其中36次针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或证明力发表意见,12次针对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6次针对鉴定意见,4次针对书证,2次针对监控视频等视听资料,剩余16次是在质证环节提出从犯地位、直接否定事实等辩护理由,并无明确的证据指向性(具体情况见图1)。这与韩旭教授组织的“刑事庭审证据调查规则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论相互吻合[2],被告人和辩护人主要对证人证言和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有异议,少部分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对于客观性较强的证据(如物证、监控录像等视听资料、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等)、程序性书证(如立案登记表、受案决定书、逮捕证、扣押清单等)、公文文书类证据(如户籍证明、前科证明材料等)的异议率较低。因此,检察机关无需在庭上将全案证据予以举示,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举证方式往往是浪费庭审时间和庭审资源,应该重点关注异议率较高的言词证据的举证质证。
  图1 188份庭审笔录样本中各类证据的异议比例
  (图略)
  2.摘录宣读、批量举证等综合举证方式滥用,致使重点证据无法得到充分举示,影响质证效果。对于异议率较高的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等言词证据,实践中为了节约庭审时间,公诉人员惯用批量举证和“证据名称+证明内容”的方式进行举证,并不具体解释说明证据内容。在选取的10份庭审录像中,其中8个案件是采用“一组一质”的方式进行举证,梁津萍诈骗案采用“五组一质”的方式进行举证,漆志超运输毒品案甚至是一次性举示完全案证据的。另外,通过“证据名称+证明内容”的举证方式,举证时并不宣读每份证据的具体内容,只是说明举证要旨及证明目的。虽然这种举证方式可以节约庭审时间,提高诉讼效率,但是不能客观具体地展现证据内容,不利于辩方质证。一方面,辩方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只能凭记忆挑选部分发表意见,存在极大的偶然性和不全面性,另一方面,控方采用摘要宣读笔录的方式进行举证,质证范围由控方决定,实践中控方可以在几次讯问笔录中挑选对被告人最不利的笔录进行宣读,可在一份笔录中截取对被告人不利的部分进行宣读,缺乏客观性。需要说明的是,《法庭调查规程》中对关键证据、争议证据、无异议证据的举证方式有所区分[3]。但调研发现,由于《法庭调查规程》只规定了关键证据、争议证据,一般应当单独举证、质证,而未进一步明确其举证方式,为控方简化关键证据、争议证据举证留下漏洞,实践中举证方式虚化现象并无多大转变。
  3.证人出庭率依然很低,“纸质版”证人证言代替证人出庭影响质证效果。我国刑事庭审长期习惯以“纸质版”证人证言代替证人出庭的直接言词,虽然《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已有明确规定,但受社会传统观念和相关保障机制不足的影响,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依然很低。188份庭审笔录样本中,这与何家弘教授组织的“刑事庭审实证研究”课题组的实证研究结果也相互吻合[4]。在调研过程中也发现,尽管证人出庭在制度层面有所改善,但实践中证人出庭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某法官表示,“不光证人自己不愿意出庭,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也不怎么愿意证人出庭,没有证人出庭,大家都省事。”
  (二)质证答辩阶段存在的形式化现象
  1.控方质证答辩的形式化。公诉机关在质证答辩过程中存在的形式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控方对大多数辩方的质证意见不予答辩;第二,即便是答辩,也常常用十分笼统地理由进行答辩。
  首先,控方对大多数辩方意见不予答辩。从表1可以看出,10份样本庭审录像中,辩方共发表49次质证意见,而控方仅发表12次,辩方发表质证意见的次数远超过控方发表质证意见的次数,甚至存在辩方发表12次质证意见,控方仅作1次回应的现象。在188份样本庭审笔录中,辩方共发表76次质证意见,公诉人仅回应了12次,答辩率为15.8%,同样可以证明质证过程中,公诉人对大多数辩方意见不予答辩。实践中,常常是辩方发表完质证意见,审判长直接跳过询问控方答辩意见而指示控方继续举证,或是控方直接忽略辩方的质证意见,继续举证。
法小宝

  其次,控方的答辩理由往往十分笼统。在188份庭审笔录中,检察机关共发表24次答辩意见,大多数都是“法庭辩论再作回应”、“不影响定罪量刑”等毫无说服力的形式化答辩(具体情况见表3)。
  表3 188份样本庭审笔录中控方答辩的情况统计

┌───────────────────┬────┬─────────────┐
│                   │数量  │合计           │
├───────────────────┼────┼───┬─────────┤
│法庭辩论阶段再予以回应        │8    │14  │笼统式答辩:58.3% │
├───────────────────┼────┤   │         │
│不影响定案,不予答辩         │3    │   │         │
├───────────────────┼────┤   │         │
│签名系真实自愿            │1    │   │         │
├───────────────────┼────┤   │         │
│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无需答辩      │2    │   │         │
├───────────────────┼────┼───┼─────────┤
│有同步录音录像可以证明供述的自愿性  │6    │10  │具体式答辩:41.7% │
├───────────────────┼────┤   │         │
│有入所体检表可以证明无刑讯逼供    │2    │   │         │
├───────────────────┼────┤   │         │
│有理有据的回应            │2    │   │         │
└───────────────────┴────┴───┴─────────┘

  从表3可以看出,公诉人员真正有理有据的答辩仅有2次,14次答辩属于笼统式答辩,占58.3%。所谓“笼统式答辩”,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答辩时未提出具体理由,直接以结论作为答辩理由的答辩方式。如辩方质疑证言真实性的情况下,公诉人回应“证人签名系真实自愿,故能够证明证言系真实自愿”,存在因果逻辑错误,不能实现证明目的。第二种是控方直接回应“辩方意见无需答辩”。理论上说,是否需要进行答辩是由裁判者决定的,控方作为一方当事人无权决定,根据证明责任理论,控方不对辩方质证意见进行答辩,就需要承担不利的结果。而实践中公诉人直接决定对辩方质证意见不予回应,对此裁判者也未给予阻止。
  2.被告人质证答辩的形式化。庭审中,被告人质证答辩的形式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被告人很少发表质证意见;第二,被告人发表的质证意见逻辑不清、说理不足。
  首先,表2数据显示,188份庭审笔录中,控方举证3820份,被告人仅发表28次质证意见,被告人异议率近乎为零。事实上,被告人是案件过程的直接经历者,最了解案件事实和证据,是最重要的质证主体。若被告人不发表意见,整个质证过程就会形成“一边倒”的态势,缺乏对抗性色彩,最终也会成为走过场。
  其次,被告人发表的质证意见多存在逻辑不清,说理不足的问题。实践中,被告人普遍不知道质证过程的目的是针对证据提出异议,甚至有很多被告人不能理解证据的含义,当审判长询问其对证据发表意见时,大多数被告人只会简单地说“我没拿刀”、“我不知道里面是毒品”等等,只是简单地否定指控的事实,并没有说明理由,更不会从证据的三性出发进行系统展开。不排除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被告人只是想单纯地进行抵赖,无理无据地自我辩护,但必然存在一部分被告人是因为缺乏法律意识和表达能力而不能准确地发表质证意见。实践中,遇到被告人逻辑不清、说理不足或重复发表意见时,审判长往往会以此为法庭辩论阶段的内容而进行打断、阻止。事实上,被告人对事实的否定答辩也可以理解为对某些证据真实性的异议,并不能机械地认为这不属于质证过程中答辩的内容范围,如在吴涛抢劫一案中,被害人陈述笔录中称被告人持刀抢劫,但被告人在庭审质证答辩时称“我没拿刀”,这可以理解为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持有异议,检察机关本可以拿出现场监控录像证据进行说明,但审判长仍以法庭辩论阶段会给充足时间辩护为由阻止了。
  3.辩护律师质证的形式化。辩护律师的质证同样也存在发表质证意见次数少、常被审判长打断等形式化化现象。除此之外,辩护律师发表质证意见还存在“重实体,轻程序”、“重量刑,轻定罪”的问题。有学者发现,律师质证的策略主要是攻击控方证据的客观性,而对证据相关性、证据资格问题关注较弱[5]。{2}
  首先,所谓“重实体,轻程序”,是指辩护律师在发表质证意见时,主要集中于证据的证明力方面,对证据资格的质证相对较少,主要是从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方面进行展开,很少从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展开。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不断完善,程序性辩护和量刑辩护逐渐兴起,目前刑事辩护逐渐发展为五种形态:无罪辩护、量刑辩护、罪轻辩护、程序性辩护和证据辩护。其中的证据辩护包括证明力和证据能力这两个角度展开的抗辩活动,律师可以对控方证据的真实性和相关性发起挑战,以证明这些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律师也可以对控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以证明这些证据不具有证明能力。{3}如此看来,合格的辩护律师不仅应重视证据的真实性和相关性,更要对证据的合法性加以关注,有时候对证据合法性进行攻击可以直接将证据排除在外,达到事半功倍效果。然而大部分辩护律师还未注意到证据合法性辩护的重要性,这会使质证效果大打折扣。
  其次,辩护律师在质证过程中还存在“重量刑,轻定罪”的倾向,比较重视犯罪金额、共犯地位等量刑情节,举示的证据时也基本都是居委会证明等良好表现证明、退赃退赔收据、谅解书、家庭情况证明等量刑证据。量刑辩护和罪轻辩护、无罪辩护是刑事辩护的不同样态,考虑到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都是有罪的,量刑辩护在某种程度上是应该比无罪辩护、罪轻辩护多一点,但是如此大的差距还是存在某些不合理的因素的,值得深入研究。辩护律师在制定辩护策略时,应该先考虑罪轻辩护、无罪辩护,在没有前者辩护的条件下,再考虑进行罪轻辩护。
  (三)法庭组织、引导质证活动存在的形式化现象
  1.庭审法官常常打断辩方发表质证意见。实践中,法官常常打断辩方发表质证意见,几乎不会打断检控方发表质证意见。庭审法官常常会以法庭审理阶段论限制质证阶段的证据辩论,且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为了加快庭审节奏、提高诉讼效率,法官一般不允许质证环节进行证据辩论,“法官关心的只是辩护方对于控方证据表示有无异议的态度和异议的内容,他们大多只是让举证的公诉人回答一下辩护方提出的问题或者对异议作出简要的解释,而不会让双方如在辩论阶段那样进行实质性的充分的证据辩论。{4}”事实上,庭审质证的目的是为了查明证据,法庭辩论是针对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展开的,由于证据是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依据,因此可以说庭审质证是法庭辩论的基础。进一步说,只要能够帮助查明证据的意见都应该在质证环节发表,故质证阶段应当允许双方进行证据辩论。此外,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6],质证和证据辩论本来就不是截然分开的,针对“单个证据”或者“一组证据”进行辩论,称为“小辩论”,法庭辩论阶段针对全案证据是否构成完整链条,是否达到证明标准,全案事实如何认定,法律适用如何进行等问题进行辩论,称之为“大辩论”。“小辩论”是“大辩论”的前提和基础,是为“大辩论”服务的,因此,我们不能以“大辩论”取消和替代“小辩论”。{5}另外,司法中,庭审法官以这属于法庭辩论阶段问题为由对辩方的质证意见予以制止,但是在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又只能就适用法律和案件事实的总体情况发表意见,不再就个别证据进行质证性辩论,最终导致某些证据的证明力质证不足。{6}
  2.法官主持庭审质证过程不到位。通过观摩庭审现场和观看庭审录像可以明显发现,庭审质证过程中基本上都是由控辩双方“自说自话”式的向法官表达己方对证据的意见,很少看到有针对证据问题展开辩论的情形,控辩双方在质证中缺乏对抗和互动。很大一部分辩护律师提出的质证意见都不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更不用说被告人了。另外,几乎所有的庭审质证都只有一轮发表意见的机会,在辩方发表完质证意见,控方答辩完后,法官基本上不会再询问辩方的意见。此外,庭审法官对证据争议焦点的总结归纳也是不够的,无法对庭审质证程序进行正确的引导和组织。由于庭前会议的功能缺位,法官的庭前准备不足,无法准确总结案件证据争点,无法区分重点证据和次要证据以决定不同的举证方式,亦无法组织双方有针对性地展开质证,最终庭审质证就会显得无序而没有效率,沦为形式化、走过场。
  (四)特殊证据质证存在形式化现象
  1.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质证的形式化。调研发现,目前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质证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无法处理侦查人员的安全问题、技术侦查措施的保密性与有效质证之间的紧张关系。{7}毒品犯罪是公安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最多的领域,约90%的毒品犯罪案件涉及技术侦查措施。调研发现,有的法院采取的是庭后调查核实的方式,技侦材料不经庭上举证和质证就成为定案依据,如乌鲁木齐市中院。最初公安机关一般不会把技术侦查的材料随案移送,当法官认为有必要对这些材料进行调查核实时,再通知检察院向公安机关调取,但是不管最终是否作为定案根据,都不会再判决书中列举,庭后调查核实时也不会通知辩护人到场。多数法官认为,这种方式侵犯了被告人的质证权,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确实会影响侦查人员人身安全或是侦查手段秘密性的情况,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审查证据。
  其次,辩护人要求控方提供技术侦查审批程序文件等质证意见也无法得到合议庭支持。在肖长江、朱顺祥贩卖毒品一案中,辩护律师即提出“针对目前举示的证据三性问题无异议,但此案有特勤介入,侦查机关又使用了控制下交付的侦查手段,依法应当报请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决定,在此应当出具相应的文书证据”,公诉机关答辩称“王某(本案购毒者)在联系被告人时并非公安机关特勤,而是在达成交易约定后才自行报案的”,显然这样的答辩是与常情常理不符的,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然而随后,法院对此也不再追问,在法庭调查的总结环节也刻意回避了此问题。
  2.证据合法性调查中的质证形式化。证据合法性调查中的质证形式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法官决定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的裁量权缺乏规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规定“对于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但人民法院对证据合法性没有疑问的,可以决定不再进行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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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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