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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合同无效时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教义学探析
【英文标题】 Prior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under Invalid Contract
【作者】 王玮玲【作者单位】 东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分类】 合同法
【中文关键词】 合同无效;优先受偿;正当性基础;折价补偿
【英文关键词】 invalid contract; priority compensation; legitimacy basis; price evaluation
【文章编码】 1009-8003(2020)01-0097-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1
【页码】 97
【摘要】

由于对《合同法》第286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理解不同,司法实践中对合同无效时施工单位能否主张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存在争议。作为对债权平等性的法定突破,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必须具备充足的正当性基础;同时,出于对其他债权人利益衡平之考虑,必须严格限制可以优先受偿的债权的范围。合同无效体现了法律的否定性评价,相关司法解释不具有赋予特定情况下的无效施工合同以有效合同效果的正当性,因此产生的债权不应具有优先受偿之效力。

【英文摘要】

Due to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Article 286 of the Contract Law and releva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it is controversial whether the constructor can claim prior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when the contract is invalid in practice.as a legal breakthrough in the equality of creditor’s rights, prior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ust have a sufficient basis for legitimacy; at the same time,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other creditors, the scope of claims that can be given priority must be strictly limited. Invalid contract reflects the negative evaluation of law, and the releva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does not give invalid contract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e effect of effective contracts, so the resulting claims should not have the effect of priority compens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4651    
  

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是法律赋予承包人的工程价款保障利器。我国《合同法》286条规定,发包人逾期不支付工程价款的,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工程折价或申请人民法院将工程拍卖,并就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然而,自第286条出台以来,围绕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性质、主体,特别是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条件等一直争议不断;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等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对相关案件的审理起到了规范作用,但并未完全消弥困惑。特别是在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是否以合同有效为前提的问题上,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反而使争论愈发激烈。直到2018年底出台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避开合同效力问题,将工程质量合格规定为优先受偿的唯一要件,从立法上仿佛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但该规定是否具有法理上的融洽性,值得深思。此种背景下,运用法教义学体系化解释第286条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透过表面论述探究陷蔽的价值理念,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一、司法实践中的“同案不同判”

(一)《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出台前实践中的争议

在《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前,由于对第286条及《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2条的理解不同,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严重的“同案不同判”的问题。主要存在两派观点:

第一,肯定说。主张合同无效但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承包人可依据第286条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在(2014)民一终字第108号判决书中,最高人民法院表示,第286条规定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目的在于保障施工方能够及时取得工程款,施工合同无效并非排除适用第286条的条件,只要工程款数额确定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施工方的优先权受法律保护,以施工合同无效为由主张不享有优先权的,不予支持。[1]持该种意见的法院还包括浙江省高院[2]、四川省高院[3]等。之所以认为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享有不以合同有效为前提,并附加“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要求,主要是综合《合同法》286条及《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2条所作的理解——首先,认为第286条规定的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基础权利源于工程款债权;其次,认为《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2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实际上是对该种情形下承包人工程款债权的承认。由此,合同无效但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承包人可以主张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4]同时,认为立法规定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主要是为了解决发包方拖欠施工方工程价款的问题,针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普遍存在之现实,为保证建筑施工企业施工人员的工资,并平衡当事人利益,在合同无效时仍应赋予承包人优先受偿权。[5]

第二,否定说。主张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享有必须以合同有效为前提;合同无效时,即使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也不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在(2015)民申字第2311号民事裁定书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具有优于普通债权和抵押权的权利属性,对该权利的享有和行使必须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实践中应加以严格限制。根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施工合同合法有效时方能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合同被确认无效时当事人承担的是返还财产和根据过错程度赔偿损失的责任,具有普通债权的属性,无效合同的承包人不应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6]持该种意见的法院主要代表为江苏省高院[7]、广东省高院[8]等。持此种意见的法院对《合同法》286条及《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2条有不同理解——首先,认为《合同法》286聊五分钱的天吗条的语境是合同有效,将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在法理上定性为法定抵押权,认为其作为担保物权对工程款这一主债权具有依附性,主权利无效意味着从权利也无效,主要理由源自于梁慧星教授对该条立法过程的阐述;[9]其次,认为《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2条的规定确立的是“施工合同无效时折价补偿原则,而不是无效合同按有效处理原则”,主要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原相关负责人就《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答记者问时对该条的具体阐述,[10]其主要观点在于,第2条确定的“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并非对无效合同承包人工程款的承认,而是根据《合同法》58条对合同无效,但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时应当折价补偿原则的运用。[11]由此认为,合同无效但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承包人可以要求折价补偿,但不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

(二)《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对合同订立与合同效力的区分

针对司法实践中对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诸多争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用了7条之多对该问题进行了解释。其中,针对施工合同效力与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关系,此次司法解释的态度颇为费解,其在回避合同效力的同时却重视合同的订立——其一,结合第17条及第19条的规定,司法解释将工程质量合格确立为承包人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唯一要件:第17条规定的权利主体是“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只要求订立而并未涉及合同效力;第19条规定了“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要件。其二,根据是否与发包人订立合同,司法解释对承包人及实际施工人的优先受偿地位进行了区分,直接规定了与发包人有合同关系(合同是否有效,在所不论)的承包人的优先地位,对未与发包人订立合同的实际施工人仅规定了对到期债权的代位权,而未涉及优先权问题。

事实上,建设工程相关司法解释重视合同订立、回避合同效力的态度早有端倪。最高人民法院两次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都只针对实际施工人的优先受偿权问题进行了讨论,而不涉及与发包人有合同关系的承包人。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9条规定,“因违法分包、转包等导致建设工程合同无效的,实际施工人请求依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对建设工程行使优先受偿权的,不予支持”。在2015年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最高人民法院则直接列明两种不同意见,其第53条写明,“第一种意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实际施工人请求依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对承建的建设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应予以支持。第二种意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实际施工人请求对承建的建设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不予支持”。

通过实务研判可以发现,司法实践对该问题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理解适用《合同法》286条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对于《合同法》286条,需要确定的是,可以优先受偿的工程价款究竟是仅指基于有效施工合同而产生的工程款债权(合同之债),还是泛指基于承包人的施工行为而产生的债权(合同有效情形下的合同之债+合同无效情形下的不当得利之债)。对于司法解释需要明确的是,《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2条规定的“参照合同约定支付价款”究竟应理解为不当得利返还中的折价补偿方式,还是间接承认了合同无效但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情形下的合同效力;《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对于承包人和实际施工人的区分又体现了何种意向,该意向是否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

二、第286条正当性基础之追溯:保护与限制

合同法》286条在规定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时一直使用的是“建设工程的价款”一词,却没有明确可以优先受偿的工程价款究竟是仅指有效合同的工程款还是包括合同无效时施工单位的垫资,因此导致实践中相关问题处理上的混乱。此种情况下,正确理解与适用第286条,必须通过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效力的检讨来追溯该制度的立法基础与立法目的,以此明晰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保护对象;同时,鉴于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对第三人利益影响之甚,在确定其适用范围时必须衡平考虑第三人之利益。

(一)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效力:债权平等性的法定突破

尽管各国立法对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定性有所差异,[12]我国理论界对于该权利的性质也存在着优先权说、法定抵押权说、留置权说的争议,但从效力上观察,其赋予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效力的担保物权属性却为各国立法及学者普遍认可。依据一般法理,债权具有平等的特性,在多个债权人对同一债务人享有债权时,债务人以其总财产作为责任财产平等的清偿各债权人;当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时,各债权人按比例受偿。“建设工程的价款”原本是承包人因工程建设而对发包人享有的价款支付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普通的平等债权,与其他债权相比并无特殊之处;然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制度则通过“优先受偿”的赋予使建设工程价款债权从普遍债权升级为具有担保效力的债权。从效力角度观察,建设工程优先受偿制度实质上是对债权平等性的法定突破。

具体来说,该效力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从效力来源上来看,与约定担保物权不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对债权平等性的突破直接源自于法律规定,其属于法定担保物权之一种,体现了公权力对债务清偿顺序的干预。其次,从利益相关方来看,突破债权平等性的后果绝不仅仅是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得到了更为有利的保护,其更加意味着利益相关方由原来的承包人与发包人转移为承包人与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从承包人的角度来说,债权平等性的突破使其获得了较其他债权人更为有利的地位;相应地,从其他债权人的角度来说,此突破反而使之处于相对不利之境地。原因在于,对发包人来说,建设工程价款属于发包人对承包人所欠之债务,无论是否赋予建设工程价款以优先效力,其都必须偿还债务;而对于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来说,建设工程价款原本与其债权一样处于平等受偿的地位,建设工程优先受偿制度却打破了这一平等,使其不得不退居后位。换句话说,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真正影响到的是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所谓“优先”,只有在有比较与对抗时才有优先,如果发包人仅仅对承包人负债,对建设工程价款的清偿通过强制执行制度的适用即可满足,真正需要适用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恰恰是存在多个债权的场合,该制度的作用更多地是确定建设工程价款在众多债权中的清偿顺位。哈里·韦斯特曼指出,“至少在私法的领域中,法律的目的只在于:以赋予特定利益优先地位,而他种利益相对必须作一定程度退让的方式,来规整个人或社会团体之间可能发生,并且已经被类型化的利益冲突”[13]。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正是以牺牲发包人其他债权的利益为代价来加强对承包人利益的保护。

从效力来源及对利益相关方的影响角度来检讨建设工程优先受偿对于该制度的适用范围的确定具有重要意义。从效力来源上来说,在私法领域进行公权力干预需保持审慎的态度,“法定”决定了建设工程优先受偿的适用范围不可以任意扩大;从该制度对利益相关方的影响来说,由于该制度对第三人利益关涉之甚,“优先受偿”决定了对该制度的构造和适用不仅需要考虑承包人的利益,同时必须满足第三人利益之衡平的要求。

(二)增值理论与牵连关系:对承包人利益的保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律主要通过对利益的调整控制实现其社会功能,著名分析法学家哈特曾说,“某人之所以有某种权利,取决于法律承认该人关于某种标的物或某一种特定关系的选择或意志优越于他人的选择或意志”,[14]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设置也是如此。作为对债权平等性的法定突破,法律每确定一项优先受偿权就向世人展示了一项政策选择;与法律的公平正义本性相适应,立法者的每项选择都必须有充足的正当性——一方面,应存在实现社会某种需求的强烈需要;另一方面,必须存在法理上正当的立法基础。学者在论述罗马法创立优先权制度的原因时便称,该权利“并非单纯为立法者所创造,而是为公平正义之实现或应事实需要”。[15]

从满足社会需求的角度来说,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具有保护承包人利益之微观目的和鼓励建筑、创造社会财富,保护建筑业的生存与发展之宏观目的两个方面。就微观目的而言,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在效果上直接作用于承包人利益之特别保护。据参与立法的学者介绍,我国《合同法》286条的立法背景在于建筑市场上存在着严重拖欠工程款的情况,承包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因此,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直接立法目的就是矫正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地位和利益失衡问题。[16]事实上,根据以上对建设工程优先受偿制度利益相关方的分析可以得知,该制度对承包人利益的保护实际上更多地是衡平了承包人与第三人之利益。原因在于,如果发包人仅对承包人负债,在发包人拖欠工程款的情况下,由于工程价值的存在,通过规范强制履行制度便可实现承包人利益保护之目的,建设工程优先受偿制度并无适用之余地。真正需要设置建设工程优先受偿制度的原因是,在实际工程建设中,建设单位通常会通过抵押工程所占土地的使用权或抵押在建工程的方式向银行或其他融资机构融资。约定的抵押权使银行或其他融资机构的贷款债权取得了优先于承包人工程款债权的地位,如果工程变现后的价值仅能满足贷款债权,则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债权则将面临彻底落空之风险。[17]在此种情况下,为了保护承包人的利益从而保护建筑业的发展,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成为立法中的一项政策选择。另一方面,就宏观而言,对承包人合法利益的保护间接实现着保护经济秩序、鼓励建筑,从而促进建设、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政策目的。尽管我国建筑业目前仍属于发包人市场,但工程建设却是以承包人的工作为基础;因此,承包人利益的保护对整个建筑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承包人利益的特别保护由此成为大部分国家立法的政策选择,例如,美国技工留置权(mechanic’s lien)就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为了促进首都华盛顿的建设而创设的。[18]

作为对债权平等性的法定突破,除满足社会需求外,法定优先受偿权的确立还必须具备法理上的正当性。不同的法定优先受偿权具有不同的正当性基础,以法国为例,其法定优先权制度主要体现了保障人权、对经济弱者予以特别保护以实现公平、保护公共利益、保护经济秩序及实现某些社会观念四种社会(法律)需求。[19]对于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立法基础,学者多将其解释为基于劳动的增值理论以及劳动与增值部分的牵连关系。[20]一方面,根据增值理论,债权人通过先行付出劳动的方式使债务人的财产得以增加;另一方面,依据牵连关系,债权人与债务人就财产价值与增值贡献形成了类似于“共有”的关系,牵连关系使特定债权与标的物之间具有较一般债权更为密切的关系,以致于不使特殊债权人优先受偿有违一般生活常识。[21]具体来说,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立法基础在于,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将其人力、物力、财力等物化到建筑工程之中,这一方面意味着承包人的行为使发包人的财产得以增加;另一方面意

卧槽不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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