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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思想根基、主要特性与学科定位
【英文标题】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deological Foundation,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Discipline Orientation
【作者】 喻中【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理论法学
【中文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法学学科
【英文关键词】 socialist legal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rxist legal thought; law discipline
【文章编码】 1009-8003(2020)01-0040-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1
【页码】 40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化表达,作为一种新型的理论形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知。首先,从思想源流来看,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其次,从理论个性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主要特性包括中国性、政治性与学术性。从学科定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既是法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代表了法治理论谱系中的一种最新形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主要特性与学科定位,既是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前提,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前提。

【英文摘要】

As a new theoretical form and a theoretical express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theory of the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recognized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 of a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origin, Marxist legal thought is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personality,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eory of rule of law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clude Chines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e orientation,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not only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law, but also represents the latest form in the pedigree of the theory of rule of law. To grasp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disciplinary orientation of the theory of the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not only the premise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the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the premise of adhering to and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the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4648    
  

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了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必须对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行整体性的把握。要整体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必须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主要特性与学科定位。

分而述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主要在于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从何而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主要特性,主要在于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具有什么样的理论个性或理论品性?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学科定位,主要在于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学术理论体系中的位置是什么?思考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前提,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前提,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化表达。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它的创新发展,既要借鉴吸收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也要借鉴吸收国外优秀的法律学说,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之间,具有源与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是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流。换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是思想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建基于其上的理论大厦。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特质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区别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试金石。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漫长的革命实践与思想探索过程中创立、发展、深化、完善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在每一个阶段取得的成就,都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

第一,创立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从1835年至1848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的阶段。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由最初的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律思想,逐渐转向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的基石。这篇著作系统地阐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论述了法的运动的一般规律,那就是,法产生于“人们的物质关系以及人们由此而产生的互相斗争”。[1]更具体地说,由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2]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正式诞生与公开问世。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最后一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这个著名的论断,既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的核心指向,同时也是“贯穿《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4]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来说,《共产党宣言》阐述的这一核心指向、基本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

第二,发展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从1848年至1870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的阶段。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欧洲革命,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检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特别是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提出:“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5]堪称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的经典性表达。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强调实践是法律的基础,强调法律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强调法律要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强调法律要更好地协调利益关系,等等。这样一些观念,与马克思关于法权与经济关系的思想一脉相承,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的基本原理,同时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作为第一国际的精神领袖,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还起草了大量的指导性文献。譬如,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马克思提出了“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义务”[6]这一论断。在《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中,马克思认为,为了废除私有制,“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7]正是在同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增强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的实践品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创新发展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第三,深化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从1871年至1883年,是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深化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的阶段。在这个时期,马克思见证了巴黎革命,通过写作《法兰西内战》,对巴黎公社的法制原则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正面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在制度层面上的要求。马克思认为,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巴黎公社在法律制度上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8]马克思在此所说的巴黎公社的“真正秘密”,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的一个根本指向,那就是,解放劳动者,进而解放全人类。在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还通过批判蒲鲁东的“永恒公平”论、巴枯宁的法律虚无主义、杜林的唯心主义法律观,描绘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与法。譬如,关于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关系问题,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奉行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按劳分配,从表面上看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9]存在诸多弊端。即使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些弊端也不会彻底消除。因为,按劳分配的“弊端,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0]这些论断,进一步厘清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的实践途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

第四,完善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从1883年至1895年,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完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阶段。在这个时期,恩格斯为了“补偿”他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11]在马克思辞世的第二年,亦即1884年,就发表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1919年的《论国家》一文中,列宁把这篇著作称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列宁还进一步指出:“我所以提到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从叙述历史开始,讲国家是怎样产生的。”[12]其实,恩格斯的这篇著作既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基本著作,因为,这篇著作论述了国家和法的起源:“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但是,“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13]同样,法的产生与消失也是如此,也要遵循这样的规律,这就为国家与法的唯物史观建构了一个基础性的解释框架,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奠定了一个基础性的解释框架。此后,随着第二国际的成立,恩格斯既批判唯心主义,也批判机会主义,为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的系统性、科学性、完整性,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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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贡献。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缔造者,把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俄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法律和法治的论述。概括起来,这些论述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要求新颁布的法律必须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同时要求以法律的方式管理国家、巩固苏维埃政权、保障社会主义秩序。列宁还要求,劳动人民的先锋队既是立法者,又是法律的执行者和武装的保卫者。第二,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列宁要求法律能够得到最严格的执行。列宁认为,只有让法律得到遵守和执行,才能实现人民的意志。第三,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要求,苏俄民法典的制定,要充分保障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不能盲目迎合欧洲,更不能盲目抄袭资产阶级国家的民法。第四,列宁在他的政治活动的晚期,特别强调法制统一和法律监督。他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文中写道:“法制不能有卡卢加省的法制,喀山省的法制,而应是全俄统一的法制,甚至是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的法制。”[14]按照这些论述,法律必须为了人民,法律应当得到严格的执行,法律要保障国家的利益,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要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等等。这些思想,体现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做出的贡献,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

概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创新发展,应当建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特质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继承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也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15]恩格斯的这个论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引。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主要特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这个根基上建立起来的,这是从思想基石的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可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主要特性或理论个性进行描述。通过纵向与横向的比较,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它的理论特性、理论个性、理论品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中国性、政治性与学术性。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中国性。循名责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首要特性是中国性。所谓中国性,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法治理论而言的。譬如,“遵循先例”作为一个法治原则,主要是英美法系的法治理论;“虚君共和”作为一个法治原则,主要是英国、日本这一类保留了“虚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理论;“三权分立”作为一个法治原则,主要是美国的法治理论。这样一些法治理论,主要是在中国之外的某一个国家或某一类国家流行的法治理论。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主要是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中兴起的法治理论,同时也是吸收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法律智慧的法治理论。

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中国性,并不意味着要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世界的关系。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法治理论,既然都是关于法治的理论,那就必然存在着某些共性,这些共性就是世界各种法治理论的最大公约数。譬如,通过法律的治理、平等原则、民主原则、人权原则,等等,就是各种法治理论的最大公约数。在这些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世界各国的法治理论是可以通约的。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从来都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与胸怀,中华民族从来都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根基,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在法治方面的有益经验。

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广泛地借鉴吸收了外来的法律文明、法治学说,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更加本质的特性还是中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既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更要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尤其要回应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于法治的新期待。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还应当更好地展示法治的中国经验、中国逻辑,进一步强化其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精神。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政治性。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政治性。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既是一种法学理论,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理论。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内容来看,它既要阐述法治问题、法律问题、法学问题,同时也要阐述政治问题。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在法律与政治的交叉地带展开的。譬如,党对法治的全面领导,依法执政与依宪执政,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关系,等等。这样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关注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的政治问题。正是这样一些问题,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具有强烈的政治性。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既是一种理论学说,同时也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较之于一般的思想、理论、学说,“意识形态通常具有明显的、看得见的感召力、支配力,这是意识形态与‘一般的思想’走向分野的一个主要标志。大致说来,凡是被称为意识形态的思想,都是一个团体、一个政党甚至是一个国家普遍认同的思想。虽然,认同某种意识形态的主体,既可能是某个国家,也可能是某个政党,还可能是某个团体,不过,无论是出于国家的认同、政党的认同抑或团体的认同,都可以揭示出一个规律: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群众基础的思想。”[16]按照这样的辨析与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具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性质,因为,这个理论既体现了党的意志,也体现了国家的意志,还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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