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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普通共同诉讼的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
【英文标题】 The Authority Distribution and Scope Definition of Ordinary Joint Litigation
【作者】 刘鹏飞【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
【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普通共同诉讼;必要共同诉讼;合并管辖;合并审理
【英文关键词】 ordinary joint litigation; indispensable joint litigation; amalgamated jurisdiction; amalgamated trial
【文章编码】 1009-8003(2020)01-0077-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1
【页码】 77
【摘要】

我国普通共同诉讼的实体要件过于单一,限于诉讼标的同一种类;程序要件较为僵硬,要求当事人与法院双重同意。这就使普通共同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成立,适用范围比较狭窄,既难以发挥合并审理的诉讼效率功能,也无法承接必要共同诉讼的程序边界。普通共同诉讼的理论重构应当注重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前者须合理协调当事人的程序异议权与法院的程序裁决权,限制合并管辖的适用情形,区分合并管辖与合并审理的不同定位。后者须明确普通共同诉讼与必要共同诉讼的进阶性顺位关系,必要共同诉讼应以合一确定的必要性而非诉讼标的共同为判断标准,普通共同诉讼须以诉讼标的同种且基础事实同种、基础事实同一或基础事实存在牵连关系三者作为合并审理的客观标准。

【英文摘要】

The substantive requirements of ordinary joint litigation in China are too singular, limited to the same type of subject matter, while the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are too rigid, requiring consent of both the parties and the courts. This makes ordinary joint l itigation difficult to establish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is also quite narrow. So it is difficult to play efficiency function of amalgamated trial, and it is also unable to link up the procedural boundary of indispensable joint litigation. Our reconstruction of ordinary joint litiga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allocation of authority and the definition of application scope. The fomer shall reasonably coordinate the party's right of procedural objection and the court's ruling power, limit the application of amal-gamated jurisdiction, and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of amalgamated jurisdiction and amalgamatedtrial. The latter must clarify the application order between ordinary joint litigation and indispensable joint litigation. Firstly, the indispensable joint litig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necessity of unified determination rather than the subject matter of litigation. Secondly, the ordinary joint litigation must be based on the common subject matter of litigation, the common base reason, the same type of subject matter and base reas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4655    
  

我国《民事诉讼法》52条规定了普通共同诉讼的主体为复数、诉讼标的同种的实体要件、当事人与法院双重同意的程序要件,该条规定有限制此诉讼合并程序适用范围之嫌,可能令普通共同诉讼的制度价值无法伸展。然而,在历次修法时,普通共同诉讼制度均很少得到关注和完善,这不禁引起笔者的反思:首先,规范层面的标准简单化是否会影响普通共同诉讼的制度运行?法院是否会碍于标准界定不清、前提程序难成、管辖利益失衡等因素,不得不减少普通共同诉讼的适用?实践中,是否存在法院以创造性的司法智慧解决规范层面缺陷,甚至通过法律赋予或容许的自由裁量权形式,扩张普通共同诉讼的适用范围?其次,普通共同诉讼相比于必要共同诉讼,更加注重程序的灵活性与柔和性,是否合并审理、是否合一裁判,必须建立在合理分配当事人权利与法官权限的前提之上。那么,在诉讼程序的不同阶段,如合并起诉或被诉时、加入一方诉讼时、中间退出共同诉讼时等阶段,对于如何合理配置诉讼参与主体的权利或权力,均有研究之必要。再次,为实现普通共同诉讼的价值目标,必须合理确定最小合并的边界与最大合并的范围。前者也称为强制合并的边界,划分了必要共同诉讼与普通共同诉讼的界限,有助于将那些实体上联系紧密却有特殊程序保障要求的纠纷归入普通共同诉讼;后者也称为任意合并的边界,划分了普通共同诉讼与个别独立诉讼的界限,有助于将那些实体上联系松散但在划一裁判、程序效率上具有特殊需求的纠纷类型纳入普通共同诉讼。因此,如何确定普通共同诉讼的客观范围,不仅关系到普通共同诉讼本身的价值实现,也切实影响到普通共同诉讼与必要共同诉讼、普通共同诉讼与单独诉讼的边界廓清与功能配合。

一、我国普通共同诉讼的运行现状

为了探究普通共同诉讼的规范缺陷是否已经影响到司法实践,笔者在2018年12月1日以“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为关键词,在“无讼案例网”上共检索到50篇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160篇高级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经过进一步的细致筛选,正如下表所示,到检索时为止,高级人民法院在其作出的87份裁判文书中援引了《民事诉讼法》52条关于普通共同诉讼的规定,这些判例中,有39例案件被拆分审理,有22例案件被合并审理,还有其他情形的案例26例。最高人民法院则在其作出的42份裁判文书中援引了普通共同诉讼条款,其中有9例属于诉的客观合并。

┌───────────────────┬─────────┬─────────┐
│法院级别               │高级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
│裁判内容               │         │         │
├─────────┬─────────┼─────────┼─────────┤
│合并审理     │维持原审的合并审理│20        │10        │
│         ├─────────┼─────────┼─────────┤
│         │纠正原审程序为合并│2         │         │
│         │审理       │         │         │
├─────────┼─────────┼─────────┼─────────┤
│拆分审理     │维持原审的拆分审理│30        │5         │
│         ├─────────┼─────────┼─────────┤
│         │纠正原审程序为拆分│8         │8         │
│         │审理       │         │         │
│         ├─────────┼─────────┼─────────┤
│         │一审决定拆分审理 │1         │         │
├─────────┼─────────┼─────────┼─────────┤
│其他情形     │因原告坚持合并审理│9         │         │
│         │而驳回起诉    │         │         │
│         ├─────────┼─────────┼─────────┤
│         │一审决定不予受理 │1         │         │
│         ├─────────┼─────────┼─────────┤
│         │相同当事人之间的诉│16        │9         │
│         │之客观合并    │         │         │
└─────────┴─────────┴─────────┴─────────┘

以上统计数据和裁判内容反映出以下两方面的问题。首先,从数量上看,我国两级法院将诉讼标的同一种类的共同诉讼拆分审理的情形远多于合并审理的情形,这反映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将普通共同诉讼拆分审理的倾向,普通共同诉讼合并审理、合一裁判的功能实现仍有障碍。其次,从两级法院的具体裁判内容可以看出,围绕合并审理与否产生的争议依然十分激烈。在案件经过上诉或申请再审进入两级高层级法院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高度重视维护己方在普通共同诉讼的程序权益,而法院对普通共同诉讼的处理态度和应用规则却呈现出相互矛盾的图景。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实体要件单一,束缚合并审理程序效益发挥

我国立法中将普通共同诉讼合并审理的实体要件描述为“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究竟何为“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里,认为各个共同诉讼人与对方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相同,即他们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属于统一类型。[1]有的学者进一步将这种法律关系性质相同阐释为三种情况:基于同类事实产生的同类诉讼标的、基于同一事实产生的同类诉讼标的和对多人确认同一权益义务产生的同类诉讼标的。[2]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是对不同人提起的同一物的确权诉讼似也可纳入基于同类事实、原因产生的同类诉标的这一范畴;更重要的是,此分析虽然类型化了同类诉讼标的产生的原因,但仍着眼于诉讼标的同类的产生原因,属严格在规范的框架内解释普通共同诉讼的判定标准。这就是使得普通共同诉讼的实体要件非常单一,这也是合并审理障碍的重要原因。经笔者进一步梳理发现,虽然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仍然是以诉讼标的是否同一种类作为认定普通共同诉讼的主要标准,但已经存在个案突破。以下述案例为例:

例1:大连银行依据《综合授信协议》诉请佐源公司偿还贷款本息,同时,依据《动产监管协议》诉请中铁物流公司承担违反委托合同的质押物返还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动产监管协议》明确载明合同目的是为保障《综合授信协议》及相关担保合同的履行,中铁物流公司签发的《监管物清单》构成大连银行与佐源公司之间质押担保合同项下的质物清单,故《动产监管协议》的履行直接关系到债权人享有质押权的实现。虽然《动产监管协议》与《综合授信协议》分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但是《综合授信协议》与《最高额质押合同》在法律关系上存在主从关系,而《动产监管协议》与《最高额质押合同》亦在法律关系上存在紧密的牵连性,故合并审理案涉三个合同纠纷并无不当。[3]

严格来讲,此案合并审理的依据已经突破了现行法的范畴。案例中属于多名被告的共同诉讼,法院是依据主合同、质押合同与监管合同三者之间法律关系的牵连性,直接判定合并审理的正当性。但三合同纠纷并非同一种类的诉讼标的,法院对其牵连关系的判断超越了成文规范判定标准。这种实务中的突破性标准与法定标准之间的分歧究竟应当如何弥合呢?裁判者在个案中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却没有在此基础上给出涵盖统一标准在内的完美答案。此外,突破性标准的合理性也有待进一步论证。

(二)程序要件僵硬,影响普通共同诉讼适用

例2:无极县信用社依据九份《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将借款人靳某和11个担保人作为被告一并诉至法院,担保人之一李某不同意合并审理,其他当事人对合并审理未提出异议。一、二审法院据此驳回无极县信用社对李某的起诉。[4]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以例2为代表的案例:因一方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或合并审理的异议,使得法院将诉讼标的同一种类的诉讼拆分审理。若一审法院没有征求被告的同意或者无视被告已经提出的异议,被告可以据此提起上诉。二审中,只有少数法院会坚持基于实体要件的合并审理。尽管偶有二审法院或再审法院更重视实体要件在普通共同诉讼的决定性地位,[5]但多数法院仍然将《民事诉讼法》52条规定的程序要件作为法定合并审理的刚性条件之一。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被告须说明异议的理由,被告可能出于迟延诉讼、干扰对方攻击防御等违背诚信原则的目的,利用被告同意的法定程序异议权,这不仅会损害原告的程序利益、干扰程序实施的效益目标实现,导致滥用程序选择权或程序同意权的异常结果,更会在根本上破坏普通共同诉讼的制度功能发挥。

为了摆脱普通共同诉讼当事人同意条款的桎梏,司法实践中存在极少数案例利用《民诉法解释》第221条规定的诉之客观合并条款,迂回实现普通共同诉讼的强制合并目的。[6]由于普通共同诉讼同时涉及诉的主体合并与诉的客体合并两方面的问题,确实可以利用诉的客观合并条款来规避普通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同意要件的制约,法院据此就能合并审理基于同一事实产生并由本院管辖的多数主体之间的纠纷。但是,这种做法在实践中极为罕见。运用诉的客观合并条款合并审理案件的情况本身就不够普遍,再加之大量裁判者认为,诉的客观合并也须征求当事人的同意,基于此,借此方式实现普通共同诉讼的强制合并目的实务案例则更如雪泥鸿爪。同时,在立法目的方面,这种做法也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诉之客观合并的定位,[7]在学理方面,有造成普通共同诉讼与诉之客观合并相混淆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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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并管辖规定缺陷,损及管辖利益与审理正当性

例3:长城公司与住房小组签订《电缆采购框架协议》,约定住房小组及其管理下的兴泰公司等7家单位对长城公司的供货承担共同付款义务。之后,长城公司又与兴泰公司等7家单位分别签订《电缆买卖合同》。因该7家单位未按约付款,长城公司向江苏无锡中院诉请住房小组与该7家单位连带支付货款3090万元及其逾期利息100万元。被告皆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应分案审理,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一、二审法院认为,《电缆采购框架协议》没有7家单位的签字盖章,约定的连带责任不能成立。依据协议约定的管辖法院,应裁定将本案分为7个案件移送至长城公司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8]

例4:弘禾昱公司与瑞尔普公司达成《还款协议》,确认瑞尔普公司欠付2452万元,到期无法归还时以其对营口公司的债权抵偿,并承诺弘禾昱公司有权直接向营口公司追偿,发生纠纷时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后弘禾昱公司以瑞尔普公司、营口公司为共同被告,向第一被告瑞尔普公司住所地法院,诉请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一审被告营口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其与弘禾昱公司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且其住所地在辽宁省营口市,故要求将本案移送至营口中院审理。一、二审法院均驳回了被告的管辖权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尽管瑞尔普公司与营口公司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由供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但营口公司在一审首次开庭前并未主张依据仲裁条款提交仲裁,而是在一审管辖异议中主张移送至营口中院审理,该主张说明营口公司已接受该法院管辖本案纠纷。一、二审法院基于原告提出的二被告连带偿还债务的诉讼请求,裁定原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之后,依据管辖恒定原则,即使弘禾昱公司将诉讼理由从企业借贷关系变更为债权转让关系,也不得再行裁定原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9]

正如例3呈现出的法理,在合并管辖和合并审理的逻辑顺序方面,应是先讨论案件是否可以合并审理,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合并管辖的问题。若案件不应合并审理,则当然不应合并管辖。按照例3中呈现出来的一般规律,被告提出级别管辖异议,主张法院将一名原告对复数被告的各项诉讼请求合并审理,属于规避级别管辖的违法情形。但无论在当事人提出地域管辖异议还是级别管辖异议后,法院都可以无需实质审理普通共同诉讼中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而是直接依据《民事诉讼法》52条裁定分案审理。法院对管辖异议的实质审理终究会被合并异议的形式审理所吸收,只不过有些情况下,级别管辖异议为当事人的合并异议附加了另一维度的程序理由而已。但是,复杂的司法实践中,二者并非那么泾渭分明、逻辑清晰。被告的管辖权异议也可以视为对法院合并审理方式提出的异议,此时称合并管辖与合并审理在实质上就会重合,此外,合并管辖的管辖权异议有时也会吸收合并审理的异议,如例4所示,若按照旧实体法说界定诉讼标的的话,一般认为,基于一般债权产生的请求权和基于债权代位权产生的请求权是不同的权利,有不同的请求权基础。本案诉讼标的是弘禾昱公司与瑞尔普公司的借款债权、弘禾昱公司与营口公司的转让后债权,属于诉讼标的同一种类的普通共同诉讼。但是,本案法院并没有依据被告的异议将案件拆分审理,而是集中审查管辖权异议是否成立的问题。因此,普通共同诉讼的合并管辖规则与当事人同意的程序要件既可能存在根本性的抵触关系,也可能相互吸收或混淆。当事人同意的程序要件既可能损害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正当权利,也可能在二审阶段推倒一审法院已经实施的合并审理,使得普通共同诉讼的实际效用在司法实践中被严重削弱。

另外一方面,共同诉讼的合并管辖规则减少了普通共同诉讼的合并审理的障碍——不必再特别考量法院的管辖权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被告的管辖利益为代价,成就共同诉讼及其诉讼经济、诉讼效率的价值追求。合并管辖可能带来的问题包括,原告在诉讼初始可能滥用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选择次要被告甚或不负有判决义务、不适格的被告住所地法院为管辖法院,并以此将主要被告拉入对己有利的管辖法院参加诉讼,违背对方当事人参与诉讼的主观意愿,损害其客观利益。

(四)两种共同诉讼界限不清,导致合并审理判定混乱

例5:陈某1、陈某2在成为太和公司股东后,发现之前借给太和公司的2000万元先后被公司股东和高管挪用,故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请求两被告李某1、李某2连带返还公司财产并赔偿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为,第1笔转款1650万元被李某1、李某2共同挪用,第2笔转款350万元是李某2挪用,两笔款项并非同一标的,是不同法律关系的普通共同诉讼,要合并审理,应当征求被告人的同意。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是基于同一事实的共同侵权,诉讼标的是请求两被告对太和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属于不可分的必要共同诉讼,侵权行为的发生次数并不影响合并为一诉的审理。故本案管辖不必征求被告的意见,原审法院依法享有管辖权。[10]

例6:三环锁业公司诉称,新天地超市及其名下23家分店在商铺销售假冒三环及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的锁具,而各超市销售的侵权锁具均来源于宏伟经销处,故诉请25名被告停止侵权行为、赔偿损失5万元。二审法院认为,各个被诉主体构成共同侵权进而构成同一诉讼标的,应作为必要共同诉讼应当一案审理。[11]

例7:李某起诉吕某销售的煤气灶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在一审审理期间原告申请追加另一经营者翁某为共同被告。二审法院认为,李某诉称吕某与翁某均销售了被控侵权产品,故针对吕某与翁某的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吕某与翁某属于非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是否追加翁某为共同被告应由法院综合考虑案情后裁量,故原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依据不足,裁定不予追加,并无不当。[12]

例5中诉讼标的物是同一笔借款,但借贷关系是通过两个被告先后实施的两次挪用行为实现。一审法院根据挪用行为的外部表征,认为该纠纷属于普通共同诉讼;二审法院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与主体重合性,认为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二审法院的意图在于破除普通共同诉讼当事人同意要件羁束,强制实现关联纠纷的合并审理。但是,李某挪用第二笔款项时,是否属于第一笔挪用行为的延续或存在与挪用第一笔款项时相同的故意,尚未定论。在本案进入实质审理阶段后,是否构成共同侵权,应当能够查清,但本案法院并没有对共同侵权的认定依据进行充分说理。例6与例7均属于销售产品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纠纷,前者是以原告主张的诉讼标的为基准,认定为必要共同诉讼而实现合并审理的目的,后者是将多次销售的侵权行为认定为普通共同诉讼,进而赋予不予追加的法院裁量权正当化事由。实际上,两例均是从程序后果的逻辑起点(时间末点)倒推诉讼形式的逻辑终点(时间起点),这反映出,法院会先判定要合并审理还是拆分审理的意向,然后再据此按照普通共同诉讼或必要共同诉讼的形态进行解释,以服务于法院预先确定的审理目的。这种做法违反了立法上以诉讼标的为标准区分共同诉讼形态的初衷,不仅颠倒了诉讼标的判断与诉讼形态判断的时间顺序,而且制造了因混淆普通共同诉讼与必要共同诉讼判断标准而导致的困惑。

二、普通共同诉讼的主体权限分配

(一)合并管辖的权限分配

合并管辖在性质上是体现立法意志的特殊法定管辖,具有遮蔽当事人管辖权异议的法定效力。正如前文分析的,合并审理是合并管辖的前提,而合并管辖是合并审理的必要条件。将合并管辖过度强调和过分绝对化,会降低普通共同诉讼的适用空间;我国学理上大多将“属于同一法院管辖”解释为共同诉讼的必要条件,若司法实践允许群体纠纷进行共同诉讼的合并管辖,将导致民事诉讼的当前立法无法适应迅速增加的群体诉讼。[13]因此,必须考虑是否有必要赋予被告对合并管辖的异议权以制衡原告的管辖选择权,进而防止因原告选择权失范而引发将关联性过低的纠纷合并的情况。

就比较法的角度看,《日本民事诉讼法》7、1338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0条规定了共同诉讼的合并管辖[14],但同时也规定了相应的限制。首先,日本法规定除专利诉讼以外的专属管辖可以排除合并管辖规则的适用,即专属管辖优先于合并管辖。在我国台湾地区,若依特殊地域管辖(含不动产物权纠纷等专属管辖)存在共同管辖法院的,应由该共同管辖联结点所在的法院管辖;若同种诉讼标的没有共同的特别审判籍时,才能适用合并管辖。亦即,共同联结点的管辖优先于合并管辖,[15]具有部分专属性质,学理上则认为合意管辖与应诉管辖优先于共同联结点的管辖及合并管辖。[16]其次,日本法中允许合并管辖同时适用于积极型共同诉讼与消极型共同诉讼,[17]但若同种类的诉讼标的是基于“同种”的事实上及法律上的原因时,该类型普通共同诉讼不得适用合并管辖,但诉讼标的共同或诉讼标的是基于“同一”事实上及法律上的原因时,则该型普通共同诉讼可以适用合并管辖。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3条第3款也一样,将同类原因引发的诉讼主观合并限定在同一法院管辖的范围内,以弥补第20条过于偏袒原告利益和诉讼公益、剥夺被告管辖利益的问题。再次,若合并管辖产生弊害时,法院还可依据《日本民事诉讼法》17条移送管辖。这不同于我国法院在实践中全部驳回起诉或部分驳回起诉的做法,在程序操作上似更能便利当事人诉讼。[18]与前述限制合并管辖、允许管辖异议的做法不同的是,德国采取了禁止合并管辖和禁止管辖异议的方案。《德国民事诉讼法》36条第1项第3款规定,数名被告人的共同诉讼,由直接上级法院指定管辖法院,但共同被告人有共同的特别管辖法院时除外。换言之,德国以指定管辖制度确定共同诉讼的管辖法院,而并没有将管辖权完全交由原告决定,以兼顾共同诉讼的实际需求与数名被告人之间的不同程序利益。当事人对法院指定管辖的裁定,不能提出异议或抗告。即使数名被告人之一有专属管辖情形的,仍可指定管辖;但数名被告人之一有协议管辖情形的,优先于指定管辖,由此可能拆分普通共同诉讼。因此,德国的共同联结点的管辖、协议管辖取代了合并管辖,消极型普通共同诉讼的管辖问题完全交由法院决定,当事人不享有提出管辖异议的权限。

为缓解管辖原则与普通共同诉讼存在多个当事人的复杂管辖形态之间的冲突,我国立法中规定了对普通共同诉讼的合并管辖规则。这些规则基本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其一是对被告的合并管辖。对被告的合并管辖又可以划分为任意的合并管辖和强制的合并管辖两种。其中,《民事诉讼法》21条第3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的管辖形式就是典型的任意的合并管辖。因被告为多人,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任一被告住所地或侵权行为地起诉。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29我不休息我还能学条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引起的诉讼,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管辖,则属于强制的合并管辖。此时,被告依然为多人,但管辖的法院由立法明确择定。其二是对原告的合并管辖,这是一种基于原告自愿加入产生的合并管辖。即原告参加已经开始的诉讼程序,形成普通共同诉讼的多个原告情形,参加诉讼的原告必然接受已受理案件的法院管辖,进而形成对普通共同诉讼的合并管辖。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13条规定,被保险人已经向造成事故的第三人提起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保险人也欲提起代位求偿诉讼的,若保险人没有申请变更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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