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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治研究》
非传统安全犯罪:范畴厘定与刑法教义学转型
【作者】 阎二鹏
【作者单位】 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分类】 刑法学【中文关键词】 非传统安全;国际关系学;刑法教义学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2
【页码】 29
【摘要】

非传统安全观是安全领域的一场思想革命,其在安全的指涉对象、涵括范围、主体表现、实现路径四个方面与传统安全之间存在质的区别,价值层面亦可将其诠释为“人类社会共同体共同面临的威胁”;非传统安全犯罪是非传统安全观的法学视角展现,但两者之间并非等置关系,非传统安全犯罪范畴之确定取决于其对非传统安全之侵害程度或者危险是否达到了“安全化”之高度;我国当下刑事立法已然呈现出“综合安全观”之思维,非传统安全犯罪概念之提出亦使得传统刑法教义学体系面临普适刑法学、刑法学与刑事政策的贯通、预防型刑法等逻辑转型。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4769    
  
  冷战的结束与两极世界的瓦解,代表着以军事对抗和政治对立为特征的传统安全大大缓解,而伴随全球化趋势,来自军事、政治领域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的威胁成为比传统安全威胁更常见的不安全因素,因此,将安全重点转向超越国家差异之上的社会和人的安全的非传统安全观念正深入人心。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构建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为一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命题,嗣后新《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将这种总体国家安全观予以法律化、制度化,标志着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关乎我国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是刑法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刑法存在的根基”[1]的共识性命题意味着“安全”亦应构成形塑刑法学体系的重要参数,故围绕非传统安全犯罪的刑法学理分析自其产生伊始即应肩负刑法教义学转型的使命。
  一、安全思维的演化—安全理论发展的谱系考察
  安全问题历来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传统重点领域,特别是“9·11”事件之后国际关系学视域下,人们的安全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安全已不单纯是人们所理解的基于传统军事威胁所可能引发的领土主权安全,一种超越国家之上或曰人类社会均可能面临的共同安全威胁观念正逐渐被学理及国际社会实践所证实。
  (一)情境确定:非传统安全研究的脉络梳理
  在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视域下,无论是传统安全抑或是非传统安全观念都源自于对“安全”的思考,“安全”作为任何安全观建构的逻辑起点既是学理归纳更是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实践使然,“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与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发生发展方式紧密相连”。[3]二战之后,人类社会经历一次、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使得“和平”成为人类社会最大的价值取向,嗣后伴随冷战结束及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逐渐取代“和平”成为人类社会主导的价值选择,故此,学理上将冷战结束作为非传统安全观产生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前,二战虽已结束,由于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的对峙,使得就一国之国家安全而言,来自于军事、战争威胁自然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而“冷战的结束,使国际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最为明显的就是以美苏对抗为标志的两极格局的瓦解和随之而来的安全气氛的缓和”,[3]军事威胁的缓解为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契机,长期以来被冷战所掩盖的危及人类发展的其他矛盾如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等逐渐凸显,有别于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的新的安全问题被提出是顺理成章的,而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各个国家的依存度不断增强的同时,亦使得“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安全威胁”的命题成为可能,上述影响人类发展的普适性问题形成威胁人类安全的普遍性因素。而“非传统安全”概念的明确提出则肇始于冷战后西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界,1983年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国际关系问题专家理查德·乌尔曼(Richard H. Ullman)在《重新定义安全》一文中率先提出将人类所共同面临的自然灾害、疾病、环境等问题纳入安全范畴,从而被学理上普遍公认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鼻祖。其后学理上关于非传统安全的研究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学术研究文献既有针对宏观层面的诸如非传统安全的理论流派、研究范式、价值内涵、与传统安全之分野等内容,亦不乏微观层面的诸如经济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具体非传统安全内容之拓展。国际安全问题知名专家英国学者巴里·步赞(Barry Buzan)将“后冷战时期”国际安全研究的学理路径分为传统与现代两端,前者仍然围绕冷战时期传统之战略研究、军备控制研究等以“和平”研究为内核而展开,后者则完成了由和平向发展的价值转换,亦形成了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等所谓“后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不同理论流派,[4]这些学术文献成为当今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主要学术资源。[5]
  非传统安全之于中国虽“出现”较晚,但“相对于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在国际学界的弱势地位,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更加突出”,[6]且更多地呈现出某种政策导向: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金融与经济环境造成严重危害,从而直接促成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唐家璇在第七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首次提及“非传统安全”。以此为契机,学理研究逐渐呈现出由非传统安全价值层面的基础问题研讨向实践问题导向的转变,以前者作为基本研究范式的代表性观点如“非传统安全观念的提出是安全观念的一次革命,并将非传统安全提炼为基于‘共患意识’的‘共享安全’的伦理高度的主张”[7],抑或将非传统安全解读为以“人的安全”与“社会安全”为基础的一种安全新语境;[8]后者从具体非传统安全领域出发进行对策探究式的研究范式则获得了更多学者的青睐,更多的具体非传统安全议题诸如能源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网络安全、海上通道安全等,以此为基础着眼于中国的立场对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进行具体研讨,“非传统安全是一个政策性的概念”是对此种研究进路的高度概括。
  (二)价值论争: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分野

开弓没有回头箭


  尽管早在19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界就已出现突破片面强调军事、政治因素的安全观念和安全研究,“安全”等同于“国家安全”、“安全研究”等同于“战略研究”的公式化表征早已备受诟病,取而代之的非传统安全观念获得了学理和国家外交实践的共识,但时至今日,安全概念仍然是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9]就非传统安全概念而言,亦然。当今国际学术界不仅对非传统安全的类型、领域等具体问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对非传统安全的独立地位、性质、定义等基础问题亦存有争议,但学理上的聚讼非但没有引发对此一概念的价值怀疑,反而使得,“对任何一种安全的全面理解只有在与另一种安全联系在一起时才能获得,局限于单一的层次或领域审视安全的尝试将招致严重的曲解”,[10]这样的观念获得了共识。故在分析路径上,从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比较的视域下,对非传统安全的内涵、边界等进行描述已成为当今学界一种通行的做法。
  学理上一般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分野归结为安全的指涉对象、安全的涵括范围、安全的主体表现及安全的实现路径等四个方面:就安全的指涉对象而言,传统安全起源于冷战思维,故在其视域下,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此亦形成国家作为指涉对象的思维范式,与之相反,非传统安全在“和平”与“发展”的理念支配下,抛弃了以国家、地域划界的传统思维,更侧重将个体安全作为指涉对象;具体到安全的涵括范围,亦即威胁安全之风险源,传统安全在冷战思维下将威胁安全的来源局限在军事冲突领域,国家安全与军事安全等置自是其逻辑归结,非传统安全的覆盖范围则延伸至经济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恐怖主义等非军事因素引发的跨国性、全球性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将国家视为唯一的安全主体,其着眼点是国与国之间的主权、领土与利益差别,故国家安全亦可与传统安全等置,而非传统安全着眼点在于超越国家之上的无差别的人类个体,个体安全亦是国家安全的应有之义;就安全的实现路径而言,传统安全着眼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来自于国家行为体的安全威胁,故其安全化的实现路径只能通过政治谈判、军事战争等手段解决,而非传统安全因其根植于个体性安全的思考,故必然超越传统意义上一国一域内的国家安全概念,安全的国际化和全球化成为可能,消除危及全人类的安全威胁自然必须通过各国之间的合作。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关系,究其实质就是非传统安全的独立定位问题,此一问题的研讨在非传统安全概念产生的西方国家早已展开,国际关系学领域对冷战后非传统安全理论流派的梳理正是围绕该种理论学说如何解读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关系这样的核心建构的,无论是“后冷战传统主义”流派抑或是所谓“正统派”均强调“应该以国家间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对军事威胁的使用、控制和管理的研究为主体”,[11]然而这种基于现实主义的研究范式不仅逐渐为嗣后的“扩展派”甚至是“全球派”等建构主义安全研究所取代,而且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所提出的“人的安全”概念更是宣告传统安全研究的全面败退。简言之,学理上虽然对非传统安全的定义仍存有争议,但伴随全球化进程与若干影响全球的共性难题的出现,使得这一概念不仅在学理上形成了一种共识,亦通过各国的外交实践得到印证,一种超越“利益划线、人权划界”的跨国性场域正逐渐建构,无论是从价值层面、政策层面抑或是具体问题层面出发,“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然成为一种人类社会共同体共同面临的威胁”的观念成为一种共识性命题。
  二、非传统安全犯罪基本范畴厘定
  与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针对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如火如荼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传统安全的法学视野可谓空白地带,与之相应,针对非传统安全所衍生之非传统安全犯罪在学术文献中亦难觅其踪。中外学理及实践中虽然对具体的非传统安全犯罪如海盗罪、恐怖主义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等进行了卓有成效之研讨,但在这些有限的学术文献中,热点导向型、问题导向型的研究占据了主流,如近年来我国边疆恐怖主义势力抬头,学理上则因应对恐怖主义犯罪、有组织犯罪的规制对策进行分析。同样,海盗、海上恐怖主义一度甚嚣尘上,此问题也随之成为法学视野中的热点问题,针对这些犯罪的文献亦集中出现。[12]不可否认,这些问题的研讨已经使非传统安全问题渗入了法学视角,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对策性研究为主的态势无法形成体系化、系统化的思维,而宏观上建构一种非传统安全犯罪的观念不仅是学理探讨亦是实践应对所必须的。
  (一)非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犯罪之逻辑关系
  非传统安全犯罪这一概念的提出既然由非传统安全衍生而来,那么逻辑上从非传统安全导出非传统安全犯罪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换言之,非传统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犯罪的上位概念是没有异议的,但这种逻辑上的上位、下位关系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非传统安全所指涉的具体内容都可能与非传统安全犯罪形成关联,而是可能呈现出重合、交叉、排斥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一,影响非传统安全的因素或者说非传统安全威胁本身即表现为某种犯罪类型。在国际关系学界,对非传统安全所指涉的具体内容中本就包含若干犯罪形式,如毒品走私、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海盗、跨国洗钱、武器走私等被公认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之一,并成为各国外交实践中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重点内容;其二,更多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其安全威胁因素包含多个方面,某种犯罪类型只是其威胁因素之一,如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常常提及的经济安全,影响经济安全的因素既可能是各国的经济政策、金融政策,也可能是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犯罪,这些经济犯罪中既有局限于一国领域内的经济犯罪,亦有可能表现为跨国性质的经济犯罪。能源安全亦如此,影响能源安全的因素一般是能源结构、能源消费水平、能源供给渠道、能源价格机制等,[13]但若考虑到能源安全是一个集生产、供给、运输等为一体的综合体系,影响这些环节的因素均可能威胁能源安全,故像我国这样高度依赖海上运输保障能源安全的国家而言,诸如海盗罪、海上恐怖主义犯罪等亦可能对能源安全形成威胁;其三,某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与犯罪没有关联,最为典型的是自然灾害,其本身并不会与任何犯罪类型产生关联,故不属于非传统安全犯罪的基本范畴。
  通过关于非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犯罪的上述逻辑梳理,可以发现,非传统安全犯罪范畴之确定必须厘清两个问题:一方面,非传统安全犯罪来源于非传统安全之概念,前者是后者的衍生,某种犯罪类型被归类为非传统安全犯罪必然是对某种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危险源;但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与非传统安全存在关联的犯罪类型都可归类为非传统安全犯罪,如上文所述,威胁非传统安全之因素与非传统安全犯罪并不完全等同,当非传统安全威胁来源直接表现为某种犯罪行为时,将此种犯罪类型归类为非传统安全犯罪自然无异议,但如果某种犯罪类型只是影响非传统安全的因素之一时,是否能视为非传统安全犯罪则需谨慎判定。其实,从前述关于具体非传统安全的指涉对象可以看出,除自然灾害等极个别之非传统安全领域外,其他非传统安全总是与犯罪之间呈现出某种联系,如具体的经济犯罪、环境犯罪、网络犯罪等都是对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网络安全之侵害,即使如人口安全、非法移民、重大传染性疾病等本身表现为某种社会现象的非传统安全亦可能与非法偷越国边境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特定的某种犯罪发生关联,如此无限推演下去,非传统安全犯罪将如非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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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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